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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而当他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１日飞抵北京上任后的一个月，基辛格又来到了北京。
布什曾在日记中说：“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投票一事，肯定对我不利，尽管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我们一直与他们相处不错。”但是布什在考虑自己的任职时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这个联络处是中美双方在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２日商定在对方首都设立的代表机构。１９７３年５月１日联络处正式工作，１９７９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升级为两国大使馆。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布什夫妇离开美国，前往中国赴任，开始了被其夫人芭芭拉称之为“他们一生中最新奇的政治探险之旅”。在美国政坛显要当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在驻华期间，他和夫人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来往往。
布什到北京后，感觉到他的前任布鲁斯处处低调，甚至不参加任何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的国庆招待会，没有发挥这个“大使”本应发挥的作用，无法让别人知道美国在北京的存在。于是他开始主动改善美国在北京外交界的形象，推动美国的中国政策。正好，布什刚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邀请。１１月１日，当布什夫妇出现在招待会现场时，阿尔及利亚大使“惊讶得好像要昏厥倒地了”。布什在这里高兴地见到了中国人。当天晚些时候。布什会见了乔冠华，并出席了乔冠华为他们设的晚宴。
也就是第二天，１９７４年的１１月２日，布什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了。布什和联络处的官员们一道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了邓小平。此时，邓小平刚刚于１９７３年恢复工作，担任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正式拜会邓小平是布什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和布什谈了国际政治问题、农业问题，谈了中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会谈气氛十分友好，邓小平滔滔不绝。布什在会见中表现得相当主动，他甚至强调美国的中国政策需要取得明显的进展，以避免像美国其他政策那样受到国内斤斤计较的审查。紧接着，布什成功地举办了１９７５年７月４日的美国独立日招待会。同时，他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来北京参观，但却遭到国务院的批评，要“打他的手心”。布什在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两次见过毛泽东。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布什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表示欢迎，并抱怨他为什么不早来拜访。布什说他怕毛主席太忙了。毛泽东当场还邀请他再去做客。
基辛格这次访问北京，是来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的。布什参加了这次预备性的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主要是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布什随基辛格一起，与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邓小平，领略他的风格与风采。虽然此前他已几次见过邓小平，但这次与邓小平的长时间的会谈显然给他留下了特殊的深刻印象。后来，他在自传体回忆录《白宫：我的目标》一书中，在叙述基辛格这次先遣访华的过程时，用较多的笔触记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与邓小平会谈的情况———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卿基辛格到达北京，为福特总统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做准备。像以往一样，他的议事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要在两天内与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三次长时间会谈，以拟出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之后要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世界上这两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会谈些什么？没有人能拟出计划。通常的做法是在来访的领导人到来之前就要由双方外交首脑把会谈结论的轮廓或者条款准备好。这样就可以确定会谈的议程，并且减少在重要问题上产生误解的风险。
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有国务卿的助手及副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说，苏联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胁，而美国在这一威胁面前却显得过于软弱。除了语言的不同，我简直就像在听巴里·戈德华特于１９６４年发表的那篇演说。
像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邓小平对美国推行的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表示关切。他指责说，美国对俄国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１９３８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相似。邓小平说，这是一种“绥靖”政策。听到这里，基辛格猛然扬起头来，但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他回答说：“一个每年花费１１００亿美元用于防务的国家不应被说成是在搞什么慕尼黑主义。让我提醒一下，当你们两个国家基于自己的理由结盟时，是我们在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时，还非常感兴趣地看着布什说：“你这位主任在北京处境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
布什说：“我今晚能来这儿，真是荣幸。我认为您很忙，没有时间接见联络处主任。”
毛泽东说：“我不忙，因为我不用去管所有例行性的事务。我只看国际新闻。你们不晓得我的脾气。我喜欢人们骂我。”毛泽东说到这儿，还提高了声调，并用手拍打着椅子，“你们一定会说毛主席是一个老官僚，这样的话，我会快一点与你们见面。而且会急着想见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骂我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们，宁愿睡大觉。”
然而一星期后，白宫来电，一个更重要的岗位在等着布什———中央情报局局长。
那一天是１１月１日。布什骑着他和夫人买的中国产的“飞鸽”牌自行车，刚刚打完网球回来，还约了几个中国朋友来家里看彩色电视。大家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嘻嘻哈哈地回到家里。白宫的基辛格发来的调令已经摆在了办公桌上：
致布什主任：
总统计划在１１月３日（星期一）华盛顿时间晚上７点半宣布几项重大的人事变动。其中，比尔·科尔比将调离中央情报局。
总统要求你同意他提名你担任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这一决定。
总统认为对你的这一任命将对国家十分有利，所以他非常希望你能接受。你一直在为国家兢兢业业地工作，我同总统一样，希望你能接受新职，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亨利·基辛格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日
布什夫妇接到电报，感到大为吃惊：“怎么会让我去当情报局局长呢？”
距离总统任命的时间也只有两天时间了。时间如此匆忙，打电报询问这其中的细节已经来不及也显得多余了。从基辛格的字里行间，布什已经体会到这是华盛顿让他必须给一个迅速而且肯定的答复。
去？还是不去？布什一方面担心的是这会不会成为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因为中央情报局这样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作为升官的跳板的，因为这个局长，他不能带有任何党派色彩的政治观点。要知道，这年，布什才刚满５０岁，没能竞选上副总统，已经非常不甘心。另一个担心的就是，他主动要来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他正“以低姿态和非正式的方式消除两国之间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因素”作出努力，而且没有白费力气，已经取得了小小的成果。这一下要回去当情报局长，“中国政府会想什么？外交家布什竟然一直是个间谍？”
的确，布什的第二个担心是正常的。当这项命令一宣布，那个经常给布什在北京带路的中国向导感到大为惊讶：“布什先生在这里一年多了，在此之前，他在联合国任职。可是，谁会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大间谍呢？”
毛泽东却依然对布什表示了好感。
１２月２日，在布什陪同福特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在谈话之间，笑着对布什说：“你升官了？”然后，又对福特总统说：“我们不愿意看到他离去。”毛泽东还问布什：“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而对布什来说，他觉得这或许只是毛泽东主席客气的招呼。
而邓小平对此更是非常理解。当他知道布什将出任中情局局长时，就在福特总统一行离开北京的第二天，１２月６日，邓小平亲自与布什会面，赞扬布什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并举行私人宴会款待布什夫妇，为其送行。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黄镇夫妇作陪。对邓小平的好意，许多年后，布什仍心存感激，因为在当时即使是某些大国大使奉调回国，也很少受到这种礼遇，况且布什还没有大使头衔。
据美国出版的有关布什的传记中，特别提到了邓小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