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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的变法思想，核心部分在军事，这是一扬长避短之举，因为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并参加过指挥作战，有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因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请设立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为什么要设武备特科呢？荣禄认为当时武科考试出现了如时文试帖一般的弊端，要选拔折冲御侮之才，并做到“稍裁各国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试非改不可。
荣禄拿出了周详的计划书，认为按每县每年二百名应试武童统计，那么全国有三四十万，如果教练得法，其利有五：年富力强，无老弱滥竽之数；弓马娴习，教练易成；有志上进，与谋衣食者不同；姓名乡里，有籍可稽，无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则归农，不至流为盗匪。武备特科的开设办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的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年后能够随军充役，二年后挑选才武聪颖武生入各省所设武备学堂学习重学、化学、格致、舆地等，分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三年后由各省督抚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举人。武举人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年后由兵部奏请派大臣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进士。然后由高中的武举人、武进士充补各路军营哨长以上将官，以改变军营积习。在设立武备特科的同时，荣禄考虑到旧制在短期内难以骤然全变，因而主张原有武试仍照旧举行，但裁减一半名额。如果试办有效再停罢旧制。（由此可见荣禄与康有为之区别，康要一下子废除科举和六部）早在任西安将军时，荣禄就上奏请添练洋枪部队，酌筹饷项。
荣禄看到昔日劲旅因日久废弛，种种积弱习气已不堪言状，为破除积习，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须要练成劲旅，而要练成劲旅，就必须从改练洋操下手。即“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而练兵首先要统筹全局，全计饷需，先由朝廷定议，然后责成于各省督抚。荣禄认为改练洋操是为了达到步伐整齐、号令统一、枪炮精良、施放有准的目的，不能够徒袭皮毛。因而各省要慎选教习，酌核饷力，先从营勇开始教练，半年后再次第推及绿营和民团。要改练洋操，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如延聘外国教习，荣禄认为应宽以时日，如各省一律延聘，不仅开支浩大，而且容易出现意气不投、语言不通，终有隔阂之感。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天津新建陆军和江南自强军中选拔学成者，分别派送北方、南方各省充当教习。改练洋操，军械枪炮的选择尤关紧要。荣禄指出，中国许多省份虽有制造新式枪炮的机器制造局，但既不精纯，规格又不统一。从外国直接购进的枪炮也新旧夹杂，名目繁多。
荣禄是很有一套的，也很务实，能把握大局。他指出对裁军应做好善后事宜，办法是择地开垦，作为屯兵之用。荣禄改练洋操的主张是就陆军而言的，同时他也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落后十分忧虑。因为陆军练成后，需铁路通其脉络，海军做其羽翼。中国经中法、中日两次战争，海军力量丧失殆尽。荣禄看到中国海军力量的缺乏，易启他族觊觎，而以前各地制造厂局大多在江海要冲，亟须移设堂奥之区。荣禄主张在山西、河南、四川、湖南等煤铁矿产较富的地区设立制造厂局，渐次扩充，从速开办，以重军需。
荣禄的种种谋划，既有目标，又有具体实行步骤和善后方法，可见其担得起改革派三个字，但是，算不上著名的。晚清的维新变法事业如同当今的网络论坛，七嘴八舌，一人一套。奏折跟灌水帖子似的，要想追求高点击率，首先得做惊人之语，多谈主义，少研究问题，内容得通俗又刺激。所以，荣禄是个非著名的改革派。
（三）小处可让，原则问题绝不放手
荣禄的那一套，较之康梁的口号型维新应更务实，由此可见，荣禄在“法是否该变”的问题上，与康有为本无分歧，只是具体步骤上分歧严重，康有为认为中国已无可救药，必须实行最彻底的变革，一切推倒重来，尤其是官制，必须首先改革。他们也想到了这样会遭到巨大阻力，但是还是天真地认为只要一变就会成功。
康有为作为清朝权力机构的局外人，只考虑方向问题，考虑不到具体执行问题，而荣禄作为政府机构的具体执行者，深知其中的错综复杂，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
所以在总理衙门和康有为见面时，荣禄首先就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了，他问康有为：“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一点你同意吗？”这显然是试探康有为的，他得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斤两”，值不值得合作。按理说康有为平时不去结交荣禄他们也就罢了（可能想结交没有机会，所以故作不屑，这是精神胜利法），可这时候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交荣禄和李鸿章的机会。此时如果能从李鸿章办的洋务说起，徐徐论述变法的必要（其实这个道理几位大臣早就明白），既吹捧了李鸿章，又不显得突兀和无礼，还能给各位实权人物留下好印象，但是康有为如果这样说了他就不是康有为了。康之变法，全凭一腔热情和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他认为荣禄是个“后党”，李鸿章是个卖国贼，本来就不屑于和他们合作（这就是文人，只凭感情从事，看不清实际情况）。因此他教训人似的回答说所谓祖宗的成法，是用来治理和保卫祖宗之地的，现在连祖宗之地都快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的成法？再说，所谓成法，应该因时制宜。比如祖宗的成法中只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哪里有总理衙门？要说变法，仅凭这一条，各位已经变了。
这使本来对康有为不怎么了解的荣禄，立即对这个狂妄的文人产生了反感。荣禄是什么人？他在官场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世面没见过，而你康有为把变法说得跟儿戏似的，这不是开玩笑嘛，因此荣禄断定此人不可交，也成不了气候，因此他甚至没等会见完毕就中途退场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康有为身上浪费时间，他希望的变法不是康这样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既要铲除康有为又要坚持变法。
当荣禄遇上著名的改革派康有为，荣禄想改革，但不是想像康有为那样运作。康有为也想改革，但跟荣禄不是一个路子。结果是，理念不对路，一拍两散。这是必然的，康有为吸收不了荣禄，荣禄也改造不了康有为。
（四）狼社会，以狠为贵
都说政治害人，毁灭人性，荣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蒙父祖余荫，恩赏六品主事，后来政治上不断进步，年纪轻轻便升迁为户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掌管了皇室仓库的钥匙，这个位子一般只有最亲信的皇族子弟才能担任，当年的雍正也曾经担任过内务府大臣，可见其重要性。到光绪嗣立之时，荣禄已官至工部尚书兼步兵统领，就是说，启闭紫禁城门的钥匙也握在他手中。可以说此时的他正是如日中天，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只懂得冲锋陷阵的烈士之后还没有充分领悟官场险恶，就为自己的纯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恭王奏请贵州巡抚空缺是否应当找人补缺，慈禧脱口而出，说让军机大臣沈桂芬赴任，原来慈禧因为最近军机大臣们自专独断，眼里没有她这个最高领导，早就不爽，想找个人开刀，杀鸡儆猴。没想到此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军机大臣宝洌紫缺硎痉炊裕骸把哺嵌饭佟Ｉ蚬鸱蚁秩涡齑笱俊⒈可惺椤⒊淙尉蟪迹倬右黄罚τ心辏灰吮岬奖叩亍Ｕ獾乐家庖幌拢型庹鸷В⑻逯啤⑺姆焦厶即笥泄叵怠！惫跻脖硖担骸岸易苁鹨采俨坏蒙蚬鸱艺飧鋈恕！贝褥徽蓿缓檬栈爻擅！�
退朝之后，沈桂芬和翁同龢左思右想，认定是荣禄在背后说了坏话，于是沈桂芬就以刑部尚书为条件，请翁同龢上他那拜把子兄弟荣禄那儿探探消息。
于是翁同龢就来到了荣禄家，一开始，他就大骂沈桂芬，说沈不是东西，太坏了，自己要和他绝交。那神态，那眼神，简直是绝了，绝对是演技派。自古以来，当官的大多是演戏的好手，要升官，就更要勤练演技，因为他们没有NG，不能重来，演好了直接上天堂，演砸了直接“住套房”。所以不妨多和演艺界沟通，下台后当个演员也不错。荣禄涉世不深，虽然抱有警惕，还是被他的这位拜把子兄弟，两朝帝师的精彩表演给骗了，不知不觉就透漏了自己内心对沈桂芬的厌恶，而这么一点点倾向，对翁同龢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们的翁师傅一出门就拐进了沈府，两人挑灯夜战，想出了一个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毒计，要将荣禄扫地出门，赶出京城。
腊月二十七，有个叫宝廷的“清流”党人，年底无事伤感，于是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朝廷一看是老调重谈，于是按惯例发交军机处议奏。没想到宝廷却顿有妙悟，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原来“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职太多，影响本职工作。若论兼差多，那就要数他和荣禄了，但是宝廷兼的都是国史馆总裁跟阅兵这样的无足轻重的小职，于是决定舍孩子套狼，由宝廷出面奏请落实“专责任”，于是宝廷进见慈禧，主动要求去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的职务；慈禧一看，小事情嘛，就答应了；然后宝廷乘机提出也要给荣禄“减负”，去掉工部尚书与内务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