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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宫里出了件惹得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老佛爷的脸面。说是一日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了起来，愤激之下摔掉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审问。最后还是张之洞出面，他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人家从老佛爷自身安全的角度，引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说得入情入理，不由得老佛爷不动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也受到了惩罚。
当时清流党人好发议论，好与人为难，结果往往连自身都保不住，轻则下岗，重则坐牢杀头。张之洞不同，他深知要想别人以后按自己的规则办事，现在就必须先按别人的规则办事。因此他不仅努力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在进谏时以德服人，以理动人，富有建设性，而不是用大帽子压人。他如果有座右铭的话，应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种孤注一掷，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搭进去的事，他是永远都不会干的。
他是一个明白人，不会感情用事，他永远都非常理智。慈禧太后被假照会所激怒，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因而她支持义和团，公然对所有列强宣战。在这个兴亡存续的关键时刻，他却和荣禄一样洞察秋毫，知道中国绝非列强对手，慈禧最终还是得向洋人求和，与其奉命参战，冒着生命危险去趟这混水，不如与外国人和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到时候议和，自己这样也算是给了老佛爷转圜的余地，又是大功一件。但是他不会单干，他拉上刘坤一、李鸿章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了东南互保。其中又有两个细节更是显现了张之洞的手段，一是他派到上海参加谈判的代表是辜鸿鸣。此人是个典型的皇权主义者，极力拥护慈禧太后的领导。他让辜鸿鸣在上海参与谈判时高谈阔论，大讲特讲帝国主义者的不是和慈禧太后的伟大。我们可爱的辜先生还作了一首诗：“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有比陕西更远的内地，有比四川更高的山丘，假如在湖北有‘张们’，湖南有‘刘们’，有勇敢无畏的四万万人，人们将高喊：干得好啊！伟大的太后，义和团青年们……灌满我的杯，斟满我的缸；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伟大的太后，爱战斗善谐谑的义和团青年们！”
这一切都是做给朝廷看的，实际上，辜鸿鸣丝毫不能影响盛宣怀他们和外国领事的谈判，谈判正在按计划进行着。
另外，英国领事准备派一些兵进入长江流域，两江总督刘坤一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可以应允，但张之洞坚决反对，最后《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船照常停泊；上海制造局火药库的军火，只限于剿匪和保护中外商民之用；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这是张之洞精明之所在，让外国人派少量部队进入长江流域保护侨民，是没什么大不了，自己也省事，但是政治上影响太大，张之洞可不想自己背上这个黑锅。
张之洞，他永远都是那么聪明，永远不会身陷绝境。这个人做官有个诀窍：“为政以不得罪于巨室为要。”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干事要以王侯们高不高兴为底线。
平时得洞悉风波，懂得望风远避。不能只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天。车拉得好好的，但轧了王爷的麦子，那就赶紧改道，再提点水果去道歉。王爷要是说，嗨，大清没你小张还不转了。那就赶紧回家琢磨深刻含义吧。千万要弄懂这点意见是暗藏杀机还是闲扯淡。因为，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
这点政治洞察力，是权衡政治家能不能干下去的重要标准。张之洞在这方面的能力，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就拿庚子之变说事吧，当时，老张能化险为夷，终于有惊无险，而且变不利为有利，就靠这个看家宝了。下文细细说来——
一个大院子，黑压压地坐满了举人，阳光在头顶明媚着，为了让康有为的话传遍院子的每个角落，梁启超等弟子维持着秩序。
康有为清了清喉咙，登台开讲道：“要变法啊，再不抓紧搞，大清就玩完啦！”演讲的是慷慨激扬，听众们也是慷慨激扬。总之，都特别愤怒。
很快，公车上书的事儿传开了，全国都知道康有为要变法了，被皇帝召见了。一时间声名雀起，恐不在当今的超女之下。康党们，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兴起了。
张之洞作为职业政治家，当然关心这一切。搞政治的人，必须在历史重要时刻，衡量各种得失利益，做出关键的抉择。多少政客，在变局之时，没有站准队伍，而成为刀下之鬼。张之洞的政治头脑和官场生存能力，他的圆滑，他的老练，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得是淋漓尽致。
摆在张之洞面前的局势尚不明朗，一方面，他深深地明白大清必须变法，的确需要引入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且这次变法还得到年轻皇帝的大力支持；但一方面则不那么乐观了，端坐在颐和园的老太后，阴沉着脸，也在注视着这一切，她才是最高决策者。她的暧昧态度使这场政治赌博更加悬乎了。
在这两派力量的比较中，张之洞一时还真难判断哪种力量最终可以胜出，他此时的态度必须是一万个小心。
而两派势力都看好他。变法期间，张之洞被推崇为能挽回天下大局之“朝廷柱石”，康有为对他自然含情脉脉。而老太后对他是有知遇之恩，是可以抱着膝盖老泪纵横的交情。
《劝学篇》张之洞干脆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着一边看，两边都先处着再说。于是，他加入“强学会”，还大把大把地给钱。梁启超来湖广拜望他，他开着大门，放着礼炮，超标准地接待。另一方面，却暗中安排自己的亲信包括自己的门人杨旭，保持与康有为的接触，明为帮忙，暗为监督，注意他们的动向，以便于获取信息，作出决策。
等到了秋天，张之洞已经掌握了不少信息了。他渐渐觉察出康有为的幼稚了，判断他成不了气候，同时也感觉到了颐和园的杀气。于是，他当机立断，做出了最终的抉择——抛开康党，彻底划清界限。首先，他撤回了对强学会的财政支持，而且停办了报纸。紧接着，又把早写好的《强学篇》一文，改名为《劝学篇》，着重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
最终，在老太后的反攻倒算中，他化险为夷了，赢得了政治上的可持续地位，还捎带着成了个理论家。张之洞号称晚清政坛的变色龙，的确名不虚传。
单就此事而言，张之洞显得比袁世凯要高明一点。袁世凯没有像张之洞那样留足后路，结果被维新派强拉入伙，只好临阵倒戈，虽然最终也安然脱身，但不免落得个骂名，不若张之洞脱得潇洒。看来，官场真是一个布满明枪暗箭、危机四伏的险地，讲究实力，注重实战，只会学术、纸上谈兵是绝对不行的。张之洞虽系一介儒生，却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和炙手可热的军机重臣，被晚清政府视为同军阀出身的袁世凯一样的左膀右臂，足以证明其官场治术确有独到之处。
（三）不仅要做得好，更要唱得好
前两节，我所八卦的老张，已经很牛啦，但如果仅仅如此，那他最多是个刘坤一。
呵呵，幸亏他还有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会说。
诸位可曾知道，说话是绝大多数的人都具备的能力。但说得怎么样，那就学问大了。
老张在这方面是绝对的专家。可以说，晚清的面子，相当一部分是从他嘴里赚出来的。他是什么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的官宦家庭，父亲是知府，对其管教很严。张之洞还有个堂兄，叫张之万，兄弟俩都是很有料的人。这显然就是家学了。小时侯是名师当家教，想要什么教辅书，再贵也买得起，蜡烛放开了点。这样的出身，见识自然不凡。
老张很喜欢说话，并且说话很啰唆，以至于厉行节约的光绪告诫他，发电报要简短，一个字要二两银子。这几乎是羞辱了。难道，名满天下的老张探花的字字珠玑，还抵不上二两银子？但是，他发明的那八个字完全称得上“价值连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
对待西学，就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非常动听，但是就连一条狗，也知道只吃骨头（取其精华），不吃垃圾（弃其糟粕），难道我们连条狗都不如吗？
事情很明显，张之洞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能算是一种理想，一种态度，决不能成为行为的方法，以张之洞之聪明，难道不知道吗？简直是笑话。张之洞的“体”是体制，包括纲常伦理和政治体制。所以，张之洞的主张，只是新瓶装旧酒而已。比如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讽喻“中体西用”说，一时附和之声四起。
张之洞为什么抛出这么一套理论呢？这证明了他对当时政局的清醒认识和他的高智商，当时维新运动正如火如荼地搞着，但是朝中态度很微妙：光绪皇帝和翁同龢是坚定的支持者，但是奕？和李鸿章表示反对，慈禧态度暧昧。此时走错一步，后果将不可预料，而他张之洞一向是标榜改革的，他是强学会上海分会的名誉会长，还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