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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图书馆里去。图书馆里的电灯不敢开，蚊子并不比隔弄里面少，他又只得去买蚊烟了。一个双铜板一圈的蚊烟只能点半晚，而每半晚又要点两圈，一晚点四圈蚊烟，四圈蚊烟就是四个双铜板，病是急切不能好起来，竹箱里的铜板却逐渐逐渐的短下去。他睡在阴森森的图书馆里面，呆望着那在蚊烟头上烧着的一点红光，一声声的咳嗽，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那几亩山地，一方菜园等等又在他头脑里转起来，他深深地自恨，戚戚地忧愁，恐怕自己碰到了破财运了。
宾泽霖真的碰着恶运气了！楼上的先生们日来喊他的时候不听见他高声答应，得叫他时候不看见他的面孔上的笑容，大家都说：
“冰淇淋变了！冰淇淋懒了！”
这声音传到事务主任周先生的耳朵里，周先生就打发王振生叫宾泽霖到他房间里去。宾泽霖见王振生来叫他，立时感到一种不吉的预兆。
他极想表明自己的病，但是看见周先生的可怕的面孔，竟没有说出来。周先生是没有多话可说的，结果他只好走下楼来，遭了这奇冤极枉，天地也变了颜色，他的脚又颤颤巍巍起来了。回头看看那扶梯，扶梯不做声，望望天井里，天井里的太阳炫得眼睛花，在地皮上走着，地皮也似乎生了角，他知道是完了。但是这是冤枉的，然而周先生是明明有理的，他只好恨自己的病，最可恨的是王振生。
他闷坐在床沿上，望着他的小竹箱，胡琴，旧洋瓶，旧铁罐出神，家里的几亩山地，一方菜园，老三忙不了的景象就在他的面前模模糊糊地展开来……然而这些似乎都靠不住了……他忽然想起了易先生。他想：周先生可以做主，易先生也可以做些主的，他就愤然立起身，走上楼梯去。
但是易先生的房门关在那里，里面没有声音。他想用手去推门，又忽然地想：这样被人家斥退的事情还有什么面孔去对别人说，何况是易先生的面前。他的手又立刻缩了回来。抬头望望天，天的颜色很深而且苦。他微微地叹一口气，知道事情已经是这样的了！
又是一个礼拜四的上午了。宾泽霖孤凄到了万分，不和一个人说话，立在三区天井里的墙脚边，自己由自己的手从泥墙上拉下一根青草来，扭来扭去的出神，眼看着石皮走道上有一堆大黑蚁把一只大蚱蜢慢慢地抬过去。
太阳是照到正中了，厨房里有一阵油气飘过来。他恍忽若有所悟，决然旋过身去，把手里的青草丢到地上去，很不平地回到夹弄里去打铺盖。
拉丁区的案子拉丁区的案子（1）
一
周先生足足用了六年的官费，这一学期的终结要回国去了。回国之后，当然要做一番有功于教育界的事业，想到这里，便先要有些预备工夫；第一，便宜了那鼻与嘴唇中间的一块肉，留起一簇蚕豆瓣大的小胡子；第二，委曲了那两条肥腿，到旧书店里去搜寻一些半旧不新的书；第三，费了几个黄昏的思索，写了许多卖弄自己满腹经纶的信；至于衣服一层，要等到了上海之后再做，因为价钱比较便宜。
到了上海，先吃了几顿中国餐，——在日本的饮食是异常清苦的——听了几天戏，又写了几封快信，然后，追在那些信的后面，乘江轮逆流而上，回Ｓ省去。
到了省城里，他的一班旧友——有嫉妒他的，有羡慕他的，有交情本来淡如清水的，有早已把他忘记而现在又想起来的……替他开了一个欢迎会。报纸上也登载了他的名字。同时Ｎ校的聘书也送到他手里来。事情是这样的顺当，周先生心中很宁贴，一面去寻觅一所住所，一面带信叫家里的妻子、儿女到省城里来，为的是既可免除两头兼顾之忧，又可以节省许多经济。
Ｎ校的校长冯先生，也是早年的留学生，素来受社会人士器重的人。这一次政府因为Ｎ校历年的学风太糟了，特地把这个重大的责任委托在他的肩头上，经过教育厅长的几次劝驾之后才肯出山的。冯校长有鉴于前任校长的徒劳无功的困难，知道非找一位精明强干的办事人不可，所以也像政府请自己一样诚笃地去请周先生。周先生也像冯校长一样几度推托，才接了聘书。
早几天，冯校长坐着包车去拜望周先生，磋商此后的计划。
Ｎ校所以不容易办的原因有多种：一层是缺少经济，用钱要少而适当；一层是学生太嚣张，非严格整顿不可；一层是教员多是外省人，也要设法联络精神；其余还有许多事情，都是难之又难的。关于这些重要问题，周先生颇费了一番精密的思虑，才想出几条妥切的办法来答复冯校长。冯校长听了，摇头赞叹。
开学了。周先生先到Ｎ校去认了一间雅洁的房间，再去拜望各个教员。他惟恐将来威令之不行，先要给人家一个深刻的印象，就装出一副严肃的神色。各个教员见了这个肥硕的躯体，端庄的容貌，都带了几分敬畏，然而又有些讨嫌他。教员拜访过了，再到各处去看房子，身边带有一本小册子，把应该增加，减少，以及修理等事全上了册子，以便随时查看。还有许多许多事情，也都查问了一遍。一个礼拜光景，一切都有了些端倪。
Ｎ校的老章程，学生本来有个自治会，这自治会的势力，足以干预学校的行政，学生的嚣张性，也就是这样养成的。周先生很知道这层道理，却不能立刻取缔它，仍让他们保留，但开头就把他们的代表召集起来开个会议。先缓缓地演说了一遍，再替办事人方面解释了一番，取公开态度，提出几个问题来全盘讨论，等许多强词夺理的学生的理由纷然发出来了之后，他就像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般，逐条把来驳翻了。最后，又恐太伤了和气，将老早预备在桌面上的点心，亲自分给他们吃。再用“上课的时候是师生，平常的时候是朋友”的一句话来收了场。
这样一步一步做去，他觉得很不棘手，因而他的自信力又比初回国的时候强了几分。和他住得相近的几位同事，因此也说他办事很有力量，并且容貌，态度也不像个中国人——许多人好像知道中国人不是优良的人种，都以像外国人为荣——他听到这种私心自慰的荣誉，心中又添了几分办事的狂热。他常喜欢听见这一类的话，就常邀他们到卧房里去坐，让大家去鉴赏他那些精致的，文明的从外国带回来的东西，一方面告诉他们以出产，价钱，又使用给他们看，表示他的渊博，灵敏，有见识，而且大方。就是那搁在唇上的一瓣小胡子，也常在说笑话的时候，说这小东西很得女子的欢心的，并且引莫泊桑的“髭须”做证据；但这不过偶然说及，稍为正经的时候，就绝对不提。
他住的这地方是全校最高，最清洁的地方，是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Ｎ校的人称之为洋楼。电话室也在那里，会议室也在那里，陈列室，校长室，教员膳厅都在那里，可以说是全校的中心。和周先生一起住在楼上的，还有教务主任白先生，训育主任黄先生，历史教员姜先生，体操教员蒋先生。此外还有几个重要的职员，还有几个服侍他们的工人。
Ｎ校本是城东书院的旧址，后来加以刷新，改造，才成了现在的校舍，占地极大——据外头人说，可以叫人进去了不认得出来——自南至北，准有一里路长，因此房舍繁多，学生，教员的宿舍也不能在一处，分做几区住下。教员寄宿舍除洋楼外，还有五区，三区两个地方。但这两处都不及洋楼的房舍清洁，而洋楼最足以代表全校的精神。自从新校长接任以来，周先生做了总务主任之后，便带来一片新兴的气象：地板是冲洗了，墙壁是粉刷了，玻璃是明净了，整日里可以听见许多人来往着的稳而且健的皮鞋声音，晚上，在那雪亮的电灯光下面，照见一班先生们的白的面孔，蹙着眉头朝着桌面上办公。住在楼背后的几个工人，也不时悄悄地送茶送水。
冯校长本来是研究经济的，但他的根性上带着很深的道学气，回国以来，闭门养性，又有了些佛家气，然而他的神经却终于衰弱了！因为要养病，所以不能住在校内。他那校长室里，只放着一张写字台，和几件玲珑的木器，挂几条名人字画。他按时到校后。就坐在一张藤椅子上吸着旱烟，一边把烟袋的铜头子在地板上敲着，一边默然朝着前任教育厅长写赠他的一副对联出神。假使学校里有要讨论的事件，就在这时间办理。不过有了个总务主任周先生，他在这校长室里的时间多半是静坐过去的，所以每逢刮风、落雨的天气，也就不来了。
洋楼上的先生们牺牲了许多脑力的结果，几个礼拜下来已有了莫大的成绩：上课的时候，课堂里后面几排课桌已不让它空着——从前上课时只有少数学生坐在课堂里，其余一部分立在窗子外面望，还有一部分在操场上打球——白天宿舍里也不敢有人睡中觉了，办公室里的四面墙上，也层层叠叠挂满了表册——前任校长在那里时，办公室里的职员是很清闲的——最显著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课间操；一件是开周会。上课间操时，只要那高处的铜钟响了，学生们就像一群黑山羊似的拥到操场上去。开周会的时候，大礼堂上挂着灿烂的国旗和校旗，音乐教员奏着风琴，大家唱着歌，就像教会里面做礼拜一般。
但是周先生得意的还不在这些地方，还有两件事是他首创的：一是和理化教员李先生商量的结果修理好的一个理化实验室；一是艺术教员要求出来的陈列室。这两个地方费钱最多，都是苦心孤诣和冯校长细确筹算过几次才得成功。现在化验室的旁边已经竖了一个贮水亭，用铁管子从地下通水到化验室去供给使用，又新制了不少的贮藏药品的玻璃橱和各种奇形怪状的器械。陈列室里也有许多橱，又有许多镜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