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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圣诞节前夕（十二月二十四日 ），校长为了讨好洋校务长，就组织我们这些住宿生午夜到我称为绿洲的大院子里，冒着严寒唱《圣诞曲》。那晚朔风凛冽，我们在校务长那灰色小楼前站成一排，在校长的指挥下，哆哆嗦嗦地唱了起来。唱完一首又一首，一直唱到小楼窗口有了灯光，洋校务长站在阳台中朝我们说了声MerryChristmas，大家才回到宿舍。
四十年代在英国，我才晓得西方确有此习俗。然而当时我却十分气愤。第二天我就给已转学海甸的越南华侨朋友越澄写了封长信，详细描述了这一可耻事件。我把贴好邮票的信放在门房窗台上，以便邮差取走。
为了学生会事，锣锤子正在伺机整我。他竟然私拆了这封信，并把我叫到校长室，宣布给予我开除处分。我就在那样不知当晚该睡在哪里的情形下，卷了铺盖。
美国罗宾逊教授不了解，既然教会使我这个穷孩子受到了教育，我为什么还会忘恩负义地反教。除了《皈依》中雅各军官，我反对的始终是那些压迫我，陷害我，收买不成，又借故剥夺我受教育机会的法利赛人。
五、不光彩的后盾
最初，我只是从个人遭际，以及由于遇到了几个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法利赛人，而对基督教持有反感。1925 年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血腥惨案，使我跳出个人恩怨，开始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待基督教。小说《昙》多少勾勒出我少年时代的这种心境。
作为工读生，我当时的处境确实有点像小说中的启昌。由于是穷孩子，免收学费之外还能挣到点饭钱，我就不能像旁的学生那样对帝国主义暴行作出应有的反应。然而我的愤怒并没因自己的经济处境而弱于旁的孩子。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且是个中国人。我对暴行有公开抗议的权利。
尽管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是日本厂主，可是英国租界当局却悍然压制学生游行。于是，开了枪。同样，虽然上海南京路的枪是英国人开的。而我所在的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可是美国牧师也完全站到英国人的立场上，禁止游行。我从未听到美国牧师为了南京路上的流血事件而
斥责过英国一句，尽管那彻头彻尾地违背了《圣经》里所宣扬的爱。
1926 年在北新书局当学徒时，我进而读了一些政治小册子。我仿佛一读就懂了：西方国家依靠更坚利的枪炮，掐着中国人的脖子，要他们除了割地、赔款、承认治外法权之外，还得让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传教自由。不管是《南京条约》还是《望厦条约》都是这么订的。这样，我就从历史上认清基督教是紧跟在炮舰后面进来的。
银铃、雪橇，爱的福音都美得很，然而这些美好事物的后盾却是不光彩的。
1939 年我去英国后，眼界开阔了，从而对宗教问题也重新思考过。
我认识到教会对老一辈英国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曾具有过重要的社会职能。娃娃出生后，要抱到教堂去领洗，既登记出生年月，又举行命名典礼。成年后举行婚礼，也是在教堂由牧师主持。死后葬在教堂墓园里。教区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的居民委员会大得多，齐全得多。在英国内地旅游，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大小总有座教堂。这是因为教堂曾经是英国人世俗和精神生活的归宿。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教会这些职能正在逐渐消失。旅英七载，我只参加过一次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正如在中国，新娘难得再坐花轿一样。
在剑桥，我那家学院的教堂是很有名气的。有些外国旅游者来到这座大学城，首先要瞻仰的就是王家学院教堂。学院分配给我的那间书房，正对着教堂。来看我的英国同学，个个都羡慕之至。我也跟着进教堂参加过礼拜。一回，我问起他们进教堂是为了崇拜上帝吗？有的说是为了倾听教堂那座管风琴奏出的古典音乐，有的陶醉在童音唱诗班那清脆圆润的歌喉里。也有失恋者，想从那肃穆的气氛获得慰藉。这些人当然都是英国上层社会的大知识分子。我也结识了几位虔诚的教徒。星期日他们必进教堂去作礼拜，每餐都诵祷文。然而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绝不是说，宗教在英国社会中完全失去了地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显赫仍仅次于首相，乡镇一名英国圣公会牧师依然是可敬的人物。然而宗教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已不处于主宰地位。我也始终没遇到有人下跪向上帝请示的事。
我是在张伯伦刚对德宣战之后抵英的。那时，四十以下的男人一般都入了伍，女的也大多参加各种配合战争的组织，如农业或救护。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学中文或梵文的，寥若晨星。学院为了不让我白吃饭，就安排我去学院图书馆帮忙。这样，在纳粹大轰炸期间，我有机会自由倘徉书海中。
我饱览群书，其中包括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情况为主题的。
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我提及曾在公谊会信徒、社会改革家玛芝瑞 · 弗莱女士家中读到过她的先祖在英国议会中所作反对鸦片战争的发言。在东方学院的图书馆里，我也特别注意鸦片战争前后，英美舆论界——尤其是传教士的态度。那真使我大吃一惊。
鸦片战争爆发前，也曾有一位名叫威廉斯的传教士承认林则徐禁烟做得对，然而这种正义主张立即为教内一片战争叫嚣声所淹没。当英国政府举棋不定时，有的传教士甚至质问：英国国徽上所绘的狮子实际上却在当着兔子的日子何时结束？以至那位孤掌难鸣的威廉斯后来也赞成教训中国一顿了。
我原以为在炮舰政策问题上，传教士不过是乐得坐享其成，是居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消极地位。可是我读到的却不然。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在华传教士们（其中包括一些女的 ） 曾催促英国政府早日动手，他（她 ） 们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为福音在中国打开缺口。一个在广州的传教士竟扬言：上帝将使用强大的武器为天国开辟道路。教会的一份内部通告里写道：动用武器乃权宜之计。只有这样使混乱变为有秩序，使恶变成善。……上帝的使者暂时只能穿上戎装，用子弹来传福音。某个美国传教士则主张美国炮舰也应参加，甚至建议美军占领台湾，把它当作美国的香港。七十年代末期我为出版局审读外文书籍，在北京图书馆借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所编 美国及中国传教事业》一书，系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John…Fairbank：Missionary…Enterprisein…China…and…Americ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其中也援引了不少传教士的这类骇人听闻的叫嚣。
中国战败，中英进行谈判时，传教士不但为英方担任了口译和笔译，并对条文参加了意见。首先，当然是把传教自由列为重要条款，其中还包括教会租用并买卖土地权。
在题名《掠夺的伦理》的一文中，作者（一位传教士 ） 吉尔博特 · 里德竟认为像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掠夺，是胜利者应得的战利品。接着又说：掠夺为白人之特权，英军禁止印度士兵掠夺。
有位西方传教士甚至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也是上帝派遣异教的日本在异教的中国建立和平之君。庚子年间德军在保定大肆杀戮时，一个名叫亨利 · 波特尔的传教士喝彩说：杀得好！他们是上帝的代理人……为了公正，就得把保定夷平。教训中国人的办法只有杀、烧和掠夺。这是代天行事。在传教士马丁的账本上，中国反教者每杀死一个女传教士，就应杀五百名中国妇女；每杀死一个男传教士，就应杀一千名中国男人；每杀死一个传教士的孩子，就得杀一百个中国儿童，才能相抵。主张这么成百倍地进行复仇者，职业上却是个传教士，满口宣传这样的福音：当你的敌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打。
十九世纪英美传教士的嚣张，使得马克 · 吐温愤愤不平。他忍无可忍，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了《给在黑暗中的人》（1901），抨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传教士，并颂扬中国义和团运动。接着又发表《为芬斯顿将军辩护》（1902），批判美国镇压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传教士反击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篇《答批评我的传教士》。
旅居英国时，我还参加了理性读书会。只要交上几英镑，每月就能收到一本揭露种种迷信或谬论的出版物。我记得有一次寄来了一本题名《一名中国人向基督教国家的呼吁》的书，署名林 ××（名字已记不清了 ）。以后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担任溥仪的英语老师、回英国后又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的庄士敦。这里，作者假借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揭露了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内地的 ） 以及他们的华人爪牙由霸民田直到掠夺凶杀的种种暴行。那时，干完坏事只消往教堂里一跑，就受到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了。作者显然是要说明，义和团的出现是有其原因的。
这本书我一直保存到五十年代，随后同其他有关宗教的书，一道送给当时主管宗教事务的老友徐盈了。
当然还应提到一本更早的书，即三十年代驻沪的一位名叫密勒的外交官所写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全书揭露的无不是令中外人士大为惊愕的怪事。其中说，上海法租界三分之二的地产属于徐家汇天主教堂，他们还控制全市一种吃角子（镍币 ） 的赌博机。
罗宾逊教授称我作反基督教作家。我写此文就是要向他说明：我反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历史上这些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在我写那些小说时，中国的教会还未三自化。即便今天，我也仍希望在地球上一些偏僻的角落里，基督教不再凭藉政治特权来
传播。尤其希望遇到发生反人民大众的暴行时，基督教徒不要助纣为虐，而能旗帜鲜明地站到正义一边。
一九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