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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到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兰克福。老实说，论市容，现代化的大都会往往给我以差不多的印象，三天的勾留，使我至今仍难以忘怀的却是在莱茵河畔偶然碰上的一个带有狂欢节色彩的集市。魔术团在铜鼓声中表演，长凳坐下来就有西洋景可看。儿童们举着彩色气球蹦蹦跳跳，大人也戴起纸糊的尖尖的丑角小帽。我们临河找了个摊子坐下来，吃了顿刚出锅的法兰克福名产：香肠。到处是五光十色，到处是欢快的喧嚣。我望着莱茵河，心里在想：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居然还保留着这种中古式的市集。同时又想，即使光为了吸引旅游者，北京也应有一条以曲艺和杂技为主体的游乐街呀！
十、市 格
1928 年冬天，我初次离开北京，远走广东。临行，一位同学看见我当时穿的是双旧布鞋，就把他的一双皮鞋送了我，并且说：穿上吧，脚底没鞋穷半截。去南方可不能给咱们北京丢人现眼！多少年来，我常想起他那句话：可不能给咱们北京丢人现眼。真是饱含着一个市民的荣誉感。
在美国旅游，走到一个城市，有时会有当地人士白尽义务开着自己的车来导游。1979 年在费城，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位。她十分热情地陪我们游遍了市内各名胜和独立战争时期的遗迹。当我们向她表示谢意时，她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我家几代都住在这儿，我爱这个城市，为它感到自豪。我能亲自把这个伟大的城市介绍给你们，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快乐。
1983 年我去新加坡访问，参观市容的那天，年轻的胡君站在游览车驾驶台旁，手持喇叭向大家介绍说：现在大家就要看到的是新加坡共和国的城市建设。语气间充满了自豪感。他不断指着路旁的建筑说：在英国殖民时代这原是……现在是共和国的……从他的介绍中，我觉出这个青年对自己国家的荣誉感。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座城市也该有它的市格。近来北京进行的文明语言、禁止吐痰等活动，无非就是要树立起我们这座伟大城市的高尚市格。北京确实不是座一般的城市，而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名城，是十亿人民的第一扇橱窗，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究竟有多大出息的标志。每当公众场所敦促市民注意什么时，过去常写上君子自重。这是大有分量的四个字呀！
从客观上说，北京的变化确实大得惊人。这几年光居民楼盖了多少幢啊！可是我感到少数市民精神面貌的改变却大大落后于物质上的变化。就拿我所住的这幢楼来说吧，包括我们在内，不少人过去都住过大杂院，如今总算住上有起码现代化设施的楼房了。这楼从落成到现在
才两年多，可是楼下的门窗早就给自行车什么的撞得七零八碎，修一回再撞破一回。上下十二层楼，本来楼道都安有电灯，偷泡子呀，拔电线呀，如今干脆成了一片黑暗世界。有人主动做了卫生值日牌，传不上几天就没影儿了。有好心人自告奋勇打扫楼梯，刚扫完，就有专喜欢一路嗑着瓜子上楼的人，毫无心肝地把楼梯又糟踏得不像个样子。
1949 年以后，咱们这座古城也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现在看来，换骨（城市建设 ） 固然不易，城墙得一截截地拆，大楼得一层层地盖；可脱胎（改变社会风气和市民的精神面貌 ） 更要困难。
然而那正是市格的灵魂。
一九八五年
东 车 站
太不起眼了，那红白相间像块点心的街角建筑，四周开的尽是些五花八门的店铺。楼顶横着一块招牌：东城区工人俱乐部。它是那么庸常、一般。年轻的路人不会多照顾它一眼。
它已报废许多年了。它的辉煌早就归了北京站——如今又有了辉煌的西站。然而当年的东车站可威风凛凛，是北京的大门口。不论是张作霖还是吴佩孚，谁占了它就占了北京（平）。这地方冠盖往来，每日频繁。大帅们出入，东车站就得戒严，腰间挎着盒子炮、枪上刺刀的勇士们，黑压压一站就是一大片。
东车站也是我生命的一个起点。一九二七年冬天，我就是从这里随好友赵澄启程，奔向我那梦之谷的。一九三五年我又是从这里踏上人生征途，开始记者生涯的。
最令人激动的莫如从南方坐火车北归时，车过丰台站，转眼就望到东便门的角楼了。那时心激动得就跳蹦起来，温暖得像见了久别的亲人。这当儿，性急的旅客就开始从高架上取箱笼，年轻的妈妈就赶忙整理娃娃的奶品衣物，趴在窗口等着将出现在站台上的爸爸。
对于我，东车站总像座码头。从这里，我乘孤舟漂向社会，漂向人间。它曾载过我的欢乐，也驮过我的悲哀。
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就曾搭乘开往天津的一列车去《大公报》走马上任。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天调沪之前，我每月必来北平为《文艺》开一次别开生面的编委会。或在前门外的一家饭店，或是在来今雨轩。
总是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两位做东，先辈如朱光潜、林徽因和梁宗岱每次必到，还有同辈的严文井、卞之琳、何其芳等，高谈阔论，无拘无束。
傍晚，我又搭车回报社了。
七七事变那天我在上海。我是奉报社之命搭飞机赶到卢沟桥的。 从那以后，东车站就从我生活中消失了将近十年。不，一九四六年我也是飞到北平的。战争期间，常沿火车路线打拉锯战。全线修复是件大工程。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仲夏，我才随香港地下党坐船在烟台登陆，过济南时省委还设宴招待——事后方知坐在主人席上的是康生。
我又回到东车站——回到北京（平）了。
终生难忘的是一九五七年划右之后，那年四月我就在外单位一同志押解下，前往柏各庄农场。当时我才四十八岁，是背着自己的大铺盖卷儿进的东车站。也许是怕我跑掉，他总让我在头里走。上了车，我们对面坐。这位大概常出差坐夜车，午夜他打开个包包，掏出一瓶酒，摊开下酒的花生，就自饮自酌起来。我这被押解的，就茫然地望着车窗外的夜空，思念着已经下放的洁若和丢下的三个囝囝。
五十年代初我去湖南土改和六十年代末下湖北五七干校，都是从东车站出发的。后一次心情最渺茫、恐慌，以为此生只好葬身渤海湾或咸宁山沟里了。
如今，我每次去中央文史馆必走过这座东车站的遗址。对我来说，它不仅是个车站，而且在我的生命史上它起过界石的作用。离开它时，我曾暗自抹过泪；车进站时，我的心也曾怦怦跳过。
（原载《美文》，1996年第9期）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一、文明始自安全
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考核。公共汽车上有无让座的风尚，地上有无痰迹，售货员对顾客礼不礼貌，路人拾金昧不昧等等。这些，每一项都可成为考核的标准。但我认为最起码的文明，是安全。
安全的范围很广。在纽约，晚十点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坐地铁了，因为夜静人稀，在车厢里或车站上，都可能遭到歹徒的抢劫甚至伤害。这样的城市，楼房再高，霓虹灯再花哨，也不文明。文革期间，有人劝我出门不可戴手表，说曾有坏人看中了谁的手表，就跟踪到公共厕所里，为了抢表，就用利刃把戴表的手腕剁断。
今天，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因为威胁市民的那些哥儿们已经各得其所了。最近，马路上的秩序也大为改观。然而另外还一种东西，不时还在威胁着市民的安全。有时是一口敞开盖子的煤气或自来水的检查井，有时是为了这样那样原因而挖的一些坑沟。周围既未用障碍物圈起，晚上当然更不会点个红灯。这些，不期而然地对市民就形成了一种陷阱，一种威胁。
这方面的有欠文明，主要是由于市基建以及水电工程工作程序（或者说作风 ） 的虎头蛇尾。往往检查完一个什么井或修完一座建筑，草草扫尾就一走了之。于是，遗下了后患。三年前，我的一位老友的快婿——优秀的青年建筑师，在南池子就为了躲马路上一堆杂土，被 后边的汽车轧死了。又比如天坛刨了些坑预备种树，后来改了点，有的坑作废，但并不填上，有些浇树的自来水管露在地面上。玉渊潭公园有些树因故锯掉，地面还露着半尺来高的墩子。所有这些，对游人都成为绊索。近年来基建方面大有进步，每完成一座楼必给修条路。然而修路前并不砸夯，就慌忙把砖铺上。阴天下雨，地面下陷，砖也随之陷了下去。例如燕京饭店西侧的砖地，有一处已成凹形。我亲眼看到两个老人在那里栽了跟头。
建议市政当局像对消防那样，对各类施工人员作出规定，一定要确保市民老少行路安全。凡由于安全措施不周而造成的伤害，应准许市民控告有关方面，并要求赔偿。
一个文明的城市首先得让人们在里面走着放心，不用担惊受怕。
二、文明小议
煞风景
你能设想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间架起一尊迫击炮，或在周铜汉瓦旁边摆上一台录音机吗？然而这样的事正在天坛发生。在巍峨辉煌的祈年殿前面那气派万千的方场中央，距离白玉栏杆数米处，近来一直停放着一辆桔黄色的小轿车。车身油漆剥落，车窗也已破，是用马粪纸堵着。据说放在那里的用途是：供游人站在车旁，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