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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也知道，从现在起，他在这些博学多才的文官眼里，已经是一个昏庸失德的皇帝了。虽然他们表面上对他三跪九叩，必恭必敬，实际上，他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内心里瞧他不起。他不在乎。他甚至发现，在丢掉那个做好皇帝的理想之后，他活得更舒服自在了。
八
一旦撕破了脸皮，朱厚照发现当皇帝堪称轻松愉快。
在这次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文书房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制度，同时废除尚寝局的“就寝档案”。这样，他就解除了身上的两大枷锁，自由自在，想起就起，想睡就睡，想住在哪就住在哪。
他做的第二大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件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官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沙锅啰！”“磨剪子来抢菜刀！”“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来！”……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明通鉴》载：正德“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握筹，喧訽不相下。更令作市正调和之。”）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在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顶，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每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着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就像这组建筑修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和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一直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6）
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们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奇谈，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飘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多是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们基本一致，最喜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演奏的却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史书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李诩《戒庵老人漫笔》）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儿，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穿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起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儿相当重。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干儿……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体现在贵族生活中。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许多蠢事就不必说了，到头发花白的年纪，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尽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喜欢使棒弄刀，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亲自斫击。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光衣服，看人家的窘样子，以为笑乐。”（吴晗《朱元璋传》）
吴晗提到的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居然还酷肖其祖。有一次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
鲁王府的朱观定平常最爱嫖娼，有时在府中命下人裸体杂坐，以为戏乐。性情残暴，左右稍忤其意，就立即用锤斧击杀。
越到明代晚期，这种贵族流氓化的倾向就越加明显。弘治年间，代王朱桂的后代，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疏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