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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杜睿重新洗牌的三省六部内阁责任体制，在当下的大唐社会已经十分完备了，各个部门职责明确，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各种职官分工细密，职守分明。
三省之间的分工是：中书省制定政策，草拟诏敕；门下省审核复奏；尚书省颁发执行。如果中书省所拟诏敕有失当之处，门下省有权予以封驳，要求重拟。对于各部门呈上的重要奏章，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门下省认可后，方准送中书省呈交内阁拟票，如认为有不妥之处，可驳回修改，等到通过之时，才交由皇帝披红。
这样以来，基本上就可以避免了某个人，包括皇帝的权利过大，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和政令不能一贯如一的现象。
在中枢重新洗牌，改制，划分的同时，地方官制，也经历了一番重新整顿，由此前州郡不分，刺史，太守职责不明的情况，变为道、州、县三级制。根据当地的地理位置、辖境大小、户口多少以及经济发达程度划分为不同等级。
道，属于监察区名称，是监察机构而非正式行政机构。长官为牧，杜睿规定由亲王遥领，这也是为了确保大唐皇室的特有尊荣，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
州的长官为刺史，刺史之下有别驾、长史、司马等官，称为上佐官，他们没有职权，朝廷往往以其品高俸厚安置闲散官员。但是如果刺史缺员，上佐官可以代理州事。刺史之下还有司功、司仓、司户、司法、司兵、司田等曹参军，负责处理各方面的政务，由录事参军事统领，这些官称为判司，具有实权。
县的长官统称县令，其下有佐助之官县丞，有分判众曹、催征租赋的县尉，有掌管文书簿计的主簿等官。
至于此前设立的都督府，属于大军区性质，在杜睿改制之前大唐天下共有九个都督府，分别为，安西都护府，漠北都护府，辽东都护府，安南都护府，三韩都护府，倭州都护府，天竺都护府，波斯都护府，南洋都护府，以及遥领的澳洲，吐蕃两地。
当初设立都护府不过是为了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管理和巩固边防，作为边疆地区的都护府管辖着若干羁縻府、州。羁縻是束缚、拢络的意思。大唐政府为了便于控制边远的少数民族，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縻府、州作为行政特区，大者称都督府，小者称州，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可以世袭。
这些羁縻府州有一定的行政自治权，可不向朝廷交纳贡赋，但必须接受边区都督和都护的辖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比内地的府州还多。实行的这种少数民族自治的羁縻府州制度虽然在短时间内有助于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加强中央同边远少数民族的和睦关系，同时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也是十分有利。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都护府，羁縻州府制度的存在，却无法从根本上起到稳定边境的作用，一旦中原有事，华夏社稷衰颓，总归是免不了分崩离析的危险。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都护府的存在，无可避免的会造成边境军事团体逐渐坐大的趋势，比如大唐中后期由都护演变成的节度使势力大增，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地方分裂势力，最终导致了大唐的灭亡。
唐玄宗时就是为了加强边防的军事力量，在边境地带设置八个节度使，统辖边地军队，原本为的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度，可是发展到最后，却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用兵，于是内地也设节度使。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兼任所在州的刺史，兼理民政。
后来节度使又都加京官和御史大夫头衔，又兼观察使、营田使、度支使等，于是集军、政、财、监察诸权于一身，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
在中唐以后，节度使的辖区也称道，后来全国划成四十余道。这时的道已不是唐初那种单纯的监察区划，而成为实际的行政区划了。
这种道也称为方镇，所以节度使对所属各官大多是自行任命的，除了设置原有的武职、文职官员外，还有一套幕僚班子。
节度使把许多重要的职务委派给这些幕僚去担任，于是称他们为差遣官。这些幕职人员未经朝廷任命，有些差遣也非正式职官，无品阶。
既然知道这种都护府制度发展到后来的弊端，杜睿自然不会允许这种危机大唐稳定的畸形产物继续存在了，因此都护府该成道也就事在必行了。
太宗皇帝贞观元年二月，并省全国的州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废郡为州，故每道各辖若干州，所置治所皆以道理通畅为主。
关内道，辖19个州，135个县，辖地相当于后世的陕西、甘肃、内蒙古三省区，东到黄河，西至乌鞘岭，南达秦岭，北到贝加尔湖。领陇、泾、原、宁、庆、鄜、坊、丹、延、灵、威、会、盐、夏、绥、银、宥、胜、丰19州，治所长安。
河南道，辖境在黄河之南，故名，东尽海，西距函谷，南滨淮，北临河。领虢、陕、汝、郑、滑、汴、许、陈、蔡、颍、亳、宋、徐、泗、宿、海、濮、曹、登、莱、密、青、沂、兖、淄、齐、郓、棣、濠共30个州府。辖境相当于后世的山东省、河南省全境，江苏省北部和安徽省北部，治所汴州。
汴州能够成为一道的治所，是由于当地位于水陆的要津，四通八达，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泛。由长安和洛阳通向东方的道路就是经过汴州。汴州和其东北的魏州，一河之隔，中间虽夹着滑州，也还不算很远。就是和河北各处都可以通过魏州相互往来。汴州之南同样也可以达到相当遥远的地方。汴州之南为许州和陈州，再南为蔡州。
汴州虽有这样一些陆路，主要交通还是凭借汴渠。就是其他水道也还有助于交通。汴州之南，原来有一条蔡水，可以通到陈州。蔡水下游流入颍水，在这中间还分出一条涡水，因而和颍水、涡水两流域都能有所交往。
汴州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
河东道，辖境在黄河之东故名，故名，东距常山，西据河，南抵首阳、太行，北边突厥，领蒲、晋、绛、慈、隰、汾、沁、辽、岚、石、忻、代、云、朔、蔚、潞、泽，共18州。基本地域在后世的山西省和河北省西北部，治所蒲州。
蒲州古称蒲坂，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这里为“天下之中”。《路史》中记述：“柱所都蒲坂”，认为上古传说中的农神，即烈山氏之子柱曾建都于此。
蒲州地处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晋阳“天下三都”之要会，这里控黄河漕运总水陆形胜，“扼天下之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河北道，辖境在黄河之北，故名，东并海，南临于河，西距太行、常山，北通渝关、蓟门，渝关即后世的山海关，蓟门即后世的居庸关，领怀、魏、博、相、卫、贝、邢、洺、恒、冀、深、赵、沧、德、定、易、幽、瀛、莫、平、妫、檀、蓟、营24州。为后世河南江河以北及山东、河北之地，包括河北大部、河南、山西、北京、天津的一部分，治所魏州。
魏州虽非位于永济渠的南口，却可控制永济渠的全流。循永济渠而下，就能直达永济渠终点的幽州。只是位置稍偏东些，因而不能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上，好在相隔并非很远，还可互相调剂。魏州之西，就是相州，西南为卫州，西北为洺州。相、卫、洺三州都是太行山东麓南北道路经过的地方，魏州就可藉此三州与这条道路相联系。
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道路诚为重要的交通道路，若仅就河北道来说，则显然偏西，而魏州和幽州之间也应该有道路可以互相往来。
不过促使魏州繁荣的还是由于永济渠的开凿成功。永济渠可以通江淮之货，江淮之货运到河北道先要到魏州。河北道是当时盛产丝织品的地区，幽州以南几乎无州不产，向外运输大都要借永济渠，运到中原去的，更须经过魏州，魏州的繁荣是离不开永济渠的。
山南道，在终南太华之南，故名，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距商华之山，统荆、襄、邓、唐、随、郢、复、均、房、峡、归、夔、万、忠、梁、洋、金、商、凤、兴、利、阆、开、果、合、渝、涪、渠、蓬、壁、巴、通、集等州。所辖包括护士的湖北大江以北，汉水以西，陕西终南以南，河南北岭以南，四川剑阁以东大江以南之地，治所襄州。
襄州位于由长安东南行，出蓝田关，经过邓州，至于荆州，更南至于广州的道路上，地位相当重要。襄州见重于当世，还在所濒的汉水。每当汴渠漕运受阻，或长安因事不守时，江淮租布就得转道由汉水西运，经过襄州，运到梁州。
由襄州至长安和梁州，除过这两条道路外，还有两条歧路：其一、为由襄州西北行，经过房州，至于金州，再往西行，达到梁州。这是在上面已经论述过的。还有一条就是所谓上津路，上津为唐时商州属县，在今湖北郧西县西北。县属商州，南距汉水并非很远。这条道路就是在上津县离汉水北行，过丰阳县而至商州。当邓州的道路受阻时，江淮漕运就由此绕道输送至长安。陕鄂之间有漫川关，道路就通过漫川关。
襄州之北赴长安和赴梁州的道路有歧路，就是由襄州前往东南各处也有歧路，不必都过荆州。由于汉水可以航行，则由襄州东南行，就不必绕道江陵。
历史上白居易被贬于江州，其赴任时，到了襄州，就由汉水而下，因而途中可以路过郢州。郢州治所在今湖北京山县，已在江陵之东了。
韩愈由袁州北归长安，先到江州。由江州泝江而上，转至安陆，又过随州，再由随州至襄州。安陆、随州皆离汉水稍远，可知汉水近旁别有一条由河州至襄州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