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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着组织了一下语言，便道：“臣便先说说这个府兵制度，府兵制原起于北魏，初期是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府兵全家可以免除赋役，当兵成为鲜卑人专有，到了北周后期，迫于形势，汉人也被募充作府兵。前朝文帝为北周大丞相时，就下令西魏受赐鲜卑姓的汉人可恢复汉姓，开始破除了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规定。前朝开皇十年，又下令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变军籍为民籍，兵士本人则由军府统领。这一措施不但使农业户口大增，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放在当时，就算是放在如今，府兵制度也是好的！”
太宗闻言，诧异道：“既然如此，你又为何说要改制！？”
李承乾也是迷惑不解。
杜睿道：“府兵制度放在现在是好的，但是将来却未必，而且还将成为一大隐患。如今国泰民安，天下兵戈禁止，然我大唐幅员广大，其外，西突厥，高昌，吐蕃，契丹，高丽都可称之为隐患，一旦边疆战事频繁，我朝防御线延长，到时定然兵役繁重，原来防戍有一定的番休期限，到那时恐怕就会被强留以至久戍不归，最终导致的定然是人民避役，兵士逃亡。我朝征召府兵，原则本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虽然包括豪门大族子弟和一般富户，但仍以平民农民为主体，百姓尽皆从征，家中土地无人照料，父母妻子无人奉养，到时所导致的必定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致使如今我朝奉行的均田制破坏，府兵征点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必然导致府兵逃散的情况日渐增多，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到时该如何料理，朝廷为了防卫边患，军政大权必然会从中央朝廷，逐渐的转移到边疆藩镇手中，到那时会发生什么，臣不敢言！”
杜睿的一番话，将太宗说得冷汗淋漓，此前杜睿也曾就府兵制度和太宗说起过，但当时太宗并未上心，此时杜睿细细的剖析了一番之后，太宗才意识到了危机，不免大惊失色，道：“似如此，刘汉之事不远矣！”
李承乾也是一般表情，心中细细的盘算起了，解决的办法，但是却不得要领，他和杜睿毕竟差着千年的见识，心中总觉得府兵制是好的，何曾想到府兵制居然隐藏着这么大隐患，一个足矣动摇大唐江山的隐患。
这时太宗问道：“杜睿！你既然已经察觉到了府兵制有所不妥，可有解决之道，你这奏本之中言语不详，如今可畅所欲言。”
杜睿见太宗皇帝到如今总算是听进去了，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历朝历代的改革，变法，全都离不开当权者的支持，若是太宗能站到他这一边，杜睿虽然不敢保证能让大唐江山千秋万代，但也总不至于四百年而亡。
第二篇浊世第三十章陈三事续
杜睿并没急着对太宗做出回答，而是就他上书所言三事，条条加以批驳，府兵制度的隐患，太宗已经有所感触，毕竟当初大唐定鼎天下的过程当中，太宗曾作为天策上将军，征讨四方，对兵事的了解要比李承乾强的太多。
紧接着，杜睿又说起了他所陈三事的第二件一一均田制度。
均田制度起源于北魏太和九年，北魏孝武帝颁布实行“均田制”的诏令，先立户籍确定人数，之后按照人数授于田地，将全国田亩分为露田和桑田。
露田，即口分田，男十五岁以上给四十亩，女二十亩，奴婢也可以有露田，年满66岁或身死后须将田归还官府。露田只能种植谷物和桑麻，不许栽种树木，并不许买卖。受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桑田，即永业田，男一人二十亩，作为自己的财产，不用还给官府，也可以买卖。
这一制度经历了北魏，北周，隋朝，一直延续到了大唐年间，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均田制度还是好的，有可取之处，在经历了战乱之后，中原大地，地广人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均田制度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那些豪门大族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巩固了朝廷的统治。
但就像府兵制度一样，均田制度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也容易走向一个极端，最终，变得腐朽，进而破坏大唐的根基。
均田制虽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来授受的土地只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因而均田农民受田，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实际上能还官的很少。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贵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据为己有，能够还授的土地就越来越少。
均田令虽然限制土地买卖、占田过限，但均田农民土地不足，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遇天灾人祸，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
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坏。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无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继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施行之后又遭破坏。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直到李唐定鼎关中时，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重新推行均田令，为的就是鼓励农民拓荒，刺激经济发展，而且成效显著。
但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实际上已不能实行。德宗建中元年，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瓦解。
简单说来就是，土地是一定的，但是人口却在不断的增长，再加上唐朝的赋税制度刻板教条，其基点就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与土地发生了变化，那么所谓的赋税就失去了征收的基础。
甚至在唐玄宗开元以后，天下的户籍一直没有更新，“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官方并无确切的数据。土地兼并之后，多丁的富户又以“宦、学、释、老”可以免除赋税。穷困者要么举迁以避税，要么依附于豪门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税。结果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国家奢侈无度，兵役多有，官吏纵然苛刻征税，也免不了“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的结局。
为了扩大财政来源，李唐王朝也曾想过各种方法。肃宗、代宗与德宗间，宰相刘宴“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搉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其中，盐、铁、茶、酒专卖，曾为朝廷带来丰厚的岁入。
赵赞则试行过“税间架，算除陌”。前者为房产税：房屋以二架为一间，上间上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
后者为交易税：公私贸易，千钱者上税20％，超过者依50％。物物交换者，参照物之价值上税。不过，赵赞之税因为“民益愁怨”而作罢。
真正的税制改革，则有赖于德宗时的宰相杨炎，他提出了“两税法”方案。
具体措施有：第一，确立“量出制入”的征税原则，也就是说，按照财政开销的多少确立赋税的总量，然后再分派税收定额。按照今天的标准，此举措意义非凡，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不再遵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财政开支惯例，而具备了现代财政预算的雏形。
第二，“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也就是说，不分户头里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统一征税，以打击依附于豪门偷逃赋税的避税行为，扩大税收基数。
第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改变人头税的做法，将税收的征收对象由“人口”转为“资产”。以后世的税收观念来看，此举措颇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按照税收发展史，现代税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发展。
第四，“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商人虽然没有土地，但是同样要缴纳赋税徭役。第五，税收每年分夏秋两次上缴，“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
但杨炎的两税法遭到陆贽等人的严厉批评，陆贽以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而“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结果导致了“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的局面。
但是鉴于唐后期衰败的现实，德宗皇帝采纳了两税法，一直到唐代灭亡。杨炎大胆的改革虽然不无创新之处，但毕竟与传统的财税传统相冲突，结果是他也不得善终。
值得肯定的是，杨炎以“财产”替代“土地与人头”的税收思路，预示着封建税收向资本税收的发展方向，明清“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都得益于杨炎的两税法。
杜睿在麟德殿内畅所欲言，太宗皇帝和李承乾两父子听得也是目瞪口呆，他们虽说是这个天下最为尊贵的两个人，在某些领域也颇有建树，但总归眼界不宽，很多地方都不甚了了，现在被杜睿一说，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李家这个繁花似锦的大唐王朝，居然存在着这么多的隐患。
或许一两代人看不出什么，但长此以往下去，最终动摇的都将是这个国家的根本，一想到日后大唐王朝的衰退，太宗和李承乾都不免冷汗淋漓。
太宗道：“贤婿！似你所言，可有解决之道！”
刚才杜睿只是将均田制度和目前大唐所行的赋税制度批驳了一番，但是却没有说出解决的办法，看着太宗孜孜以求的眼神，杜睿的心中也是一阵矛盾。
要想解决，当然有办法，但是说出来的后果是什么，若是太宗心动之后，让他推行，杜睿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历朝历代的变法先驱，哪个能有好下场，商鞅变法强秦，最终却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李俚变法强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