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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产。在1935年，他将在美国所购得的资产转售给德国，这也使他赢得了很大一笔钱财。
在这十几年间，朱启睿趁大明南方各军阀内战期间，大力收拢原大明在北方各省的势力，1928年至1930，分别迫降了晋系阎百川，西北冯焕章，陕西刘茂业，山东韩向方和四川的刘元勋，然后又分别诱降了新彊杨增新，甘肃的马仲英，四川的刘文辉，杨森，邓锡侯。分化瓦解并赶走了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青海的马麒、马麟、马步芳、马步青一家。这些被驱赶而去的人，因为都是回族，他们不约而同都奔阿拉伯而去了。在经历了这些事件后，朱启睿刚刚年满50岁。而在大明长江以南，国社党在孙杰克病死后，由蒋中正继任国社党领袖。在蒋中正断承孙杰克后，开始了对周边军阀的收买与渗透，他先后吞并了湘系的何芸樵、黔系王家烈，粤系陈炯明。压服了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后，现在正进一步的向滇系的龙云施压。
而大明劳动党在与国社党的蜜月期过后，由于劳动党有着一种从心理上而生的优越感，认为他们是因俄国革命而生，在中国也必须进行一次俄国式的革命，进而大肆拉拢国社党员加入劳动党，并开始搅乱国社党政府统治。
在孙杰克在世时，孙杰克认为中国的劳动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社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劳动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社党后，迟早会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社党内广泛流行，劳动党以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社党，长期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劳动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社党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强化。
1926年国社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中正态度激烈地提出抗议，要求“劳动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社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很显然，就是针对劳动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言的。
劳动党人针对国社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大明劳动党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际党支部，而国社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大明劳动党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社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大明劳动党则自居为无产阶级政党。1926年蒋中正派劳动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严重抗议。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劳动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社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
孙杰克看不起劳动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劳动党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劳动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社党；劳动党人也看不上国社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一情况，在荷兰人马林来到中国后才稍微得以缓解。
在马林来到大明后，大明劳动党人大批的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社党，并且很快的战据了国社党的高层机构。劳动党人国社党内的秘密活动，令国社党人非常不安。在国社党内大量存在劳动党人以后，两党就大明革命路线上有很大分歧。国社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劳动党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国社党不认为大明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而劳动党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中国劳动党在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劳动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
1926年国社党二大上，蒋中正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国社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劳动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一、“对于劳动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劳动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二、“劳动党员在国社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三、“劳动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社党最高干部”；四、“在国社党之劳动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社党最高干部”；五、“劳动党在国社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六、“国社党与劳动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苏联顾问鲍罗廷不愿与蒋中正决裂，而蒋中正也深信劳动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劳动党的权
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 但蒋中正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劳动党员从国社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社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劳动党的控制之中，因为国社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劳动党员的具体数据。无奈之余，蒋中正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劳动党员：“如果我是一个劳动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劳动党，做一个纯粹的国社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劳动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社党里的劳动党同志，暂时退出劳动党，做一个纯粹的国社党党员”；“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劳动党，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为谋彻底解决，蒋中正想出了一个国社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社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劳动党员彻底加入国社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9月，同时拥有国社、劳动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中正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社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社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社党，不要通过中国劳动党。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维护大明劳动党的利益，他反驳道：“劳动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社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
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中正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社党。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社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社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社党派出自己的代表。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社党。
与蒋中正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劳动党不同，陈独秀希望劳动党员全部退出国社党。
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大明劳动党“五大”和国社党》的社论。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社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社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