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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将军说得极是。”韩拖古烈接来话，缓缓说道：“天底下所有的和议、盟誓，皆是建立在实力均衡之上的。若我大辽主暗臣佞、政事不修、甲兵不治，一纸誓书，尚不及一张草纸。南朝若如此不智，妄想兴兵报复，那便再打一仗，他们便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和议。”
韩敌猎听着韩拖古烈说出这番话来，气度雍容，掷地有声，不免大出意料。他一向追随其父在军中，虽然天性聪明，可这等政略策谋，却毕竟极为陌生。以往他只道韩拖古烈是个文臣，使宋已久，故此不愿意与宋朝交恶。但他这次随韩拖古烈南下，一路之上，路过许多宋军驻地，见到宋军都是行伍严整，纪律井然，而且人马众多、兵甲精利；至于所过州县，虽逢战争，到处都是逃难的流民，可是城市之内，仍是秩序井然，市面繁华，由南方运来的各种物资，更是堆集如山；而宋朝的官员到处搭棚设帐，救济灾民，与他们打交道的官员，个个都显得十分精明能干……这些最直观的感受，令韩敌猎感触颇深。特别是他与南朝的拱圣军、骁胜军皆交过手，虽皆取胜，但对于宋军的战斗力，亦颇为忌惮。平常与同僚议论，总觉得大约这便宋军最精锐的禁军，余者皆不足道。然而这次南下之时，路过永静、冀州，所见宋军，看起来竟然丝毫不逊色于拱圣、骁胜二军，这给他心理上的冲击，实是远过旁人。他早已经开始在心里面怀疑耶律信动这场战争的正确性，只是对韩拖古烈这些主张与宋朝通好的人，仍然有“未见其是”的感觉。直到此刻，听到韩拖古烈与萧继忠的议论，韩敌猎颇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本是十分聪明的人，只是因为年纪尚小，又恪于成长环境所限，如韩拖古烈与萧继忠所说的，虽非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可他却也的确从未如此考虑过。不过此时他却是一点即透，举一反三，于许多事情，他亦看到更加透彻。又听到韩拖古烈的这一番话语，至此方觉面前的这个男人，实是称得上大辽的奇男子，非寻常文官可比。
韩拖古烈却不知道韩敌猎心里面在想些什么，见他不再说话，以为他是接受了自己的看法，又继续说道：“故此若从此事看来，和议之望，仍未全然断绝。不过……”他沉吟了一会，方才又说道：“不过，南朝石越，貌似忠厚，表面上观他行事，总是光明正大，不肯去使阴谋诡计。然我在南朝亦颇有些时日，知道此人有时狡诈似狐。他宣台的谟臣，如折可适、游师雄辈，皆是南朝智谋之士。尤其他幕府之中，还有一个潘照临潘潜光，智术绝人。虽说此人如今已不在石越幕中，然这等事，外人又如何能知真假？因此，这一切若是石越的诡计，亦是说不准的事！”
“那大林牙之意？”萧继忠倾了倾身子，问道。
“此正是我要与二君商议的——若是为了我等身家性命考虑，我等便应该辞了南朝朝廷，归国。这亦算不得有辱使命，毕竟如今看来，说南朝非真心议和，当有七八成的把握。最起码，南朝国内仍有争议。便是南朝皇帝，从我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中，亦可知他是不愿意议和的。有这许多掣肘，纵使石越是真心议和，变数恐怕也不会太少。”
萧继忠与韩敌猎皆听出他言外之意，一同问道：“若不为我等身家性命考虑呢？”
“然若是为了大辽计，我等便还当冒一冒险。”韩拖古烈断然说道：“我可设法，去试探一下南朝君臣，逼出真相！只是如此一来，万一南朝果真是假议和，吾等很可能会被南朝扣押，沦为阶下之囚。虽然我以为有石越在，我等亦不必过于担心。只是这仍有极大的风险，石越虽然威望颇高，可在南朝，便是皇帝亦不能说一不二。变数仍然是有的。”
他说完，望着二人，却见萧继忠犹疑的望了韩敌猎一眼。他知道萧继忠做阶下囚已经有些日子了，自然不想再在汴京继续被囚禁，只是此事他虽然不乐意，却总是不便反对，因此这件事情，韩敌猎的意见，便至关重要。韩拖古烈虽然可以独断专行，可是这等大事，他仍是希望能上下一心，方能免生他变。
却见韩敌猎沉默了一会，才抬头望向韩拖古烈，说道：“若我等果然在此沦为阶下囚，南朝只怕亦很碓守住这个秘密。此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便会传得天下皆知。”
韩拖古烈听他这么说，不由愣了一下，方点头笑道：“韩侯说得不错，以南朝的行事，他们再有本事，亦瞒不住这个消息。晚则十日，快则五六日，河间府必能听到流言。”
“那吾辈更有何惧？”韩敌猎沉声说道，“大林牙试一试亦好，果真南朝是假议和，咱们便断了这个想法，好与它战场上分个高低。若万一真有一线希望，南朝是真心想要议和，那就是两朝之幸。”
萧继忠万不料韩敌猎如此说，顿时瞪大了眼睛，却也只好随声附和，道：“韩侯说得极是。”
韩拖古烈见二人都表态支持，亦颇觉惊喜，笑道：“既如此，便要连累二位。我等便在这汴京多留几日！”
※※※
商议妥当之后，接下来两天，韩拖古烈便专心奔走，希望可以见一次宋朝皇帝。他知道韩维、范纯仁都不好对付，要实行他的计策，自然赵煦是最佳的目标。然而，即使他是辽国特使，要求见宋朝皇帝，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禁中的赵煦，此时正处在一种既得意、又恼怒的情绪当中。
他采纳陈元凤的献议，给韩忠彦下了一道手诏，责以君臣之义。果然，不出陈元凤所料，次日赵煦便收到韩忠彦谢罪的札子，韩忠彦坦承了设计假议和以行缓兵之计的事实，但他大包大揽，将从头到尾的所有责任全都揽了下来，宣称瞒着赵煦完全是他的主意，石越只是勉强接受。而他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汴京人多嘴杂，难守机密，非敢有意欺君。但他仍自知罪不可赦，甘愿伏罪，自请辞职，并请赵煦落。
这份洋洋万言的札子，让赵煦心里面五味杂陈。
他的确是有几分得意的，得意的是，他那些老谋深算的大臣们，到底欺瞒不住他。他决心通过这件事，敲打敲打他的几位重臣，让他们知道他是位聪明睿智的明君，便如汉昭帝、汉明帝那般，年纪虽轻，却不是底下的人可以欺瞒得住的。
他也有一些轻松，轻松的是，既然确定是假议和，那么他就避免了与石越这些重臣的一场大冲突。他的国家还处在战争当中，他需要臣子们和衷共济，他也需要石越这个宣抚使。
而除了得意与轻松之外，赵煦的心里面，还有一些担忧。陈元凤所指出的和议有可能达成的危险，让赵煦一直在心里面感到不安，万一石越弄巧成拙，他又当如何？就算是兵不厌诈，可是大宋是堂堂天朝上国，翻脸也是需要找个好借口的。仓促之间，这个借口上哪去找？
但是，无论是得意也罢、轻松也罢、担忧也罢，所有的这些情绪，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他心中的恼怒！
石越、韩忠彦们欺瞒自己，欺他年幼而瞧不起他，这些都可暂时放到一边。让他愤怒的是，在被揭穿之后，韩忠彦竟然还在袒护石越！而这个韩忠彦，不仅是被他父皇当年认定为社稷之臣，便在赵煦心里，也是相信他绝对忠于自己的！自英宗皇帝入继，濮王一系承绪大统以来，韩家父子两代，三朝都是定策元勋！
帝王之术是什么？大宋朝的家法是什么？他的宰执大臣们水火不容，固然不行，那会令国家无法正常运转，政令难以推行，朝中陷入党争；可是，更加危险的，却是所有的宰执大臣都一条心！这比宰执大臣之间誓不两立更加糟糕。因为如此一来，便容易乾坤颠倒，太阿倒持。君权轻而臣权重，危害的，是赵家的江山社稷！
与他的祖先们不同，赵煦是不介意朝中有朋党的。从小的耳濡目染，还有桑充国、程颐的苦口婆心，让他从心里面接受了“君子亦有党”这样的思想，朝中大臣分成新党、旧党，甚至石党，都不是大事。
可是，如果朝中皆成一党，或者一派独大，那赵煦就会感觉到背脊上的凉意。
前些日子，他还听苏轼讲论本朝政事，苏轼是评价熙宁年间的变法之事，可他却无意中一口揭穿了大宋朝的一项国本。按苏轼所言，本朝自太宗以后，常行“守内虚外”之策，内重而外轻，故此大宋之患，与李唐不同，李唐之患在藩镇权重，而大宋之患则在宰相权重。本来已经是内重外轻，若不分宰相之权，而只顾恢复汉唐之制，那么宰相便会凌驾于皇帝之上了。故此祖宗才要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夺掉宰相的兵权与财权，分给枢密院与三司使。苏轼本意当然是极赞熙宁之变法，改善了内重外轻的局面，虽然恢复了宰相的财权与部分兵权，却又增强了参知政事的权力，使得左右丞相难以独揽大权……
便如他们的对手所攻击的，苏家兄弟所学，亦所谓“蜀学”，实际接近于纵横家之学。如程颐便曾经直言不讳的对赵煦说，苏家兄弟，与其说是儒生，不如说是纵横家。甚至连桑充国，在赵煦询问之时，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的文章固然是执大宋之牛耳，可他的学术，却难称“圣人之学”。赵煦知道，桑充国虽然祖籍开封，可是桑家曾经避居蜀地，也算是蜀人，熙宁、绍圣朝的蜀人，凡是识文断字的，十之，都视苏家兄弟为天人一般。他两兄弟一为参政，一为内相，可以说“天下荣之”，至于本乡之人，更不用提。
书生学者们很在意苏家兄弟之学不是“圣学”，可赵煦于这方面，倒不甚在乎。儒家也罢，纵横家也罢，有时候只怕纵横家的话，还要更加一针见血些。对赵煦来说，苏轼对本朝政治的这番分析，实是颇有独到之处，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他已经将天下大半的兵权交付石越之手，而倘若韩维、范纯仁、韩忠彦都与石越沆瀣一气，那他这个皇帝，又该往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