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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克尽职守的态度让唐康都不禁动容，想来耶律昭远或许也是抱着与吴从龙差不多的心思……但唐康自认为自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每天都在武邑的诸军营寨中流连，整日的与龙卫军、两个神卫营的大小武官厮混。不是与种师中喝酒，便是找张蕴下棋，又或是在军中打马球、看相扑——这都是绍圣时大宋军中最时兴的娱乐活动之一。自从辽军渡河攻入永静军，当地百姓许多逃难不及，都被辽军掳走，如今武邑一带，几乎是十室九空，因此当地除了驻军便是随军的民夫，唐康也别无他乐，只好和一帮禁军校尉混得厮熟。以唐康的身份，武邑的禁军，自种师中、张蕴以下，谁不巴结？他既肯折节下交，出手又十分阔绰，众人自然更加拼命奉承，因此自到武邑，唐康倒也自得其乐，竟比在信都更快活十分。
时间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转眼之间，唐康便已在武邑过了七天的太平日子。这一年的秋分也已经过去了十天，在深、冀、河间一带，一年之间那为数不多的秋高气爽的日子，眼见着就要结束，再过四天，便是寒露，天气便要开始渐渐转冷。掐指一算，至立冬也就是一个月多点了。
从气候来说，天气转冷，其实对于辽军要更加有利。而且战争的僵持不决，对于宋朝最不利的，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生产上——秋分前后原本是种植冬小麦的时间，然而受到战乱的影响，差不多有半个河北，田地完全荒芜。如此广大的产粮区整整一年没有收成，宋廷要面临多么沉重的赈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处置稍有不当，便会形成群寇蜂起的局面。尽管不能说辽国便不受影响，数十万的壮年男子长年征战不归，即使是纯游牧民族，在生产方面也是一个灾难，更何况辽国已经并非纯粹的游牧之国。然而相对来说，仍然是宋朝蒙受的损失更加巨大。毕竟战争是在宋朝的国土上进行，而辽军又是出了名的所过之处，砖瓦无存。
不过，看起来这些牺牲宋廷已经做好了承受的准备。从后方，开始源源不断的运来秋冬的棉衣与鞋子，宋廷以各种利益为诱饵，鼓励商人将棉花、秋冬衣鞋运往汴京与河北，以保障军队与灾民的供应，但即便如此，过冬物资仍是供不应求。此事还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宋廷从各地半强迫性的采购了大量的棉花，更导致了全国性的棉花紧缺，皇帝被迫颁布“种棉诏”，下诏全国各州县强制推广种植棉花，形成自熙宁以后的第二次种棉潮，从此彻底改变了宋朝的纺织品供应结构。
但在绍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武邑，唐康对于这些事情，都没有太深的感受。他只知道，托石越极度重视后勤补给的福，武邑的驻军居然在八月中旬便全部领到了秋衣，而为了赶在河水结冰前运送更多的粮草，御河的运能更是几乎被宋军使用到了极限——如今的大宋，已非熙宁之时，更不似绍圣初年，现今决定前线粮草供应的，不是产量，而是宋朝的运输能力。
因为十几万人马能穿暖喝足，王厚又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着他的高垒深壕之策，各军的营寨，都扎得象一座座堡垒似的，寨门都是用合围粗的大木造成，其间偶有辽军小队人马过河挑衅，宋军虽然也出动骑兵驱逐，但王厚严令各军追击不得渡河。龙卫军有一个副指挥使率兵追击辽军，深入深州地界十余里，带了十几个级得胜而回，结果刚到营门口，便被王厚遣人全部逮捕问罪，自那副指挥使一下，所有军官全部处斩，传檄各军示众，连普通的百余名节级士兵，亦被杖责。更令诸军愤怒的是，王厚还将那个副指挥使的人头遣使送至深州韩宝帐中，申明宋廷愿谋求和好之意。虽然次日韩宝便也立即投桃报李，送了个人头过来，声称是率军渡河骚扰的辽将级，然这边宋军之中却是无人肯信，众将校全部憋了一肚子气，只是畏于军法，敢怒而不敢言。唐康曾将此事详细禀报石越，不料换来的却是一顿极严厉的训斥，石越亲笔回信，警告唐康，除非王厚有谋反之心，否则他纵是阵前斩了姚麟、种师中、贾岩，唐康亦不必向他报告。并称他已给王厚下令，若唐康敢有违王厚节制，便让王厚先将他斩于军中，然后再上报。更让他尴尬的是，石越还将这封信分别抄送给了王厚以下诸统军大将，并令王厚宣示诸军，“咸使知闻”。
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更进一步巩固了王厚在军中的地位。各军将领不料石越如此信任王厚，自姚麟以下，见着王厚都不敢抬头。
而王厚也更加恣意自得，每天在军中置酒高会，以犒劳诸军为名，往来冀州、永静各军之中，所到之处，必宰杀猪羊，赐酒军中，每天仅要杀掉的羊，就多达上千头。诸将凡言及攻战之策，他就只管用大话搪塞了过去：喝到高了，更会时不时漏出几句“归期不远”之类的话来；又常说什么“大事自有两府诸公安排”；甚至连提到辽国，也只称“北朝”，连句“胡虏”都不曾说过……
可石越与王厚纵是如此忍气吞声，辽军不耐烦的情绪仍是越来越明显，过河挑衅的小股骑兵，也越来越多。因为每次这些挑衅的辽军都很容易被宋军击败，而且他们的所乘之战马也有瘦弱疲劳之态，宋军中许多的中级武官也越来越看不起辽军，许多人都相信辽军已然“师老”，宋军绝对有能力击而破之。若非西军自熙宁以来，极重纪律，军中阶级鲜明，无人敢犯，又有一个前车之鉴摆在面前，只怕已不知是什么局面。
唐康也是个极聪明的人，这七天之中，他外表无所事事，但是心里不知多少次怀疑石越与王厚是假议和、真拖延，然而唐康心里也很清楚，他能猜到的事情，绝对瞒不过耶律信，不管宋朝是真议和假议和，辽国君臣绝不会傻傻的被石越与王厚牵着鼻子走，他们心里面必然也有几个时间点，如若到了那个时间，仍然议和不成，辽军必然也会有所举动。而宋廷这一边，涉及和战大事，朝廷中更不可能没有半点争端。但是，尽管有这些怀疑，让唐康始终弄不明白的是，石越与王厚，以及宣抚的众谟臣，同样也是一时人杰，他们同样不可能不知道辽国君臣绝不肯被他们轻易牵着鼻子走这件事……
既然无论如何都难辨真假，唐康便干脆耐心的等待。
等待该生的事情。
在某一天，就算是耶律昭远，也会彻底失去耐心。
在某一天，他收到的邸抄中，会报道朝廷中关于和战的争论，以及最关键的，皇帝与御前会议其他成员的态度！
他仍然有一个让王厚可望而不可及的身份——他也是御前会议成员。总有一日，朝廷会问到他的意见。
而且，这些应当都是指日可待的事。在这七天的谈判之中，他和吴从龙不断的接到宣台的指示，吴从龙几乎每天都会奉命向耶律昭远做出或大或小的让步，到八月二十日时，他们就已经退到了最初石越所划定的底线了。而辽人的让步却极小，数日之内，双方其实只达成两个共识——“熙宁誓书”为日后两国关系之基础；不将对高丽国的宗主权问题归入和议之中。但分歧却是根本性的，尽管耶律昭远松口表态，辽国要求宋朝“赠送”辽主的钱帛数目仍可商议，表面上看双方达成和议的障碍越来越少，可唐康心里面却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双方的分歧并非几个条款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谁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石越的开价看起来诚意十足，但摆明了是以潜在的胜利者自居。而辽国表面上看起来咄咄逼人，其实却也只是想要宋廷承认他们是胜利的一方而已。
大宋自恃有十余万精兵严阵以待，但辽人亦同样自恃有十万战无不胜的铁骑。并且，将来若有决战，必是野战，这更是辽军之长，况且又是在一个极合适骑兵作战的地区，辽人是相信自己占据优势的——至少从辽人的作派中，从吴从龙所转叙的耶律昭远的言谈举止中，唐康是如此判断的。这是他在和议之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辽主愿意议和，只不过是因为觉得宋军也不可小觑，再打下去，为了这种胜利，他要付出的代价与风险都太大了一点。辽军虽然丧失了一些主动权，然而另一个层面上的主动权，辽主仍然有理由相信还握在他手中，以耶律信、韩宝治军之能，在河北平原之上。辽主依旧可以想打就打，想走便走，大不了，退兵回国，明年再来！
尽管唐康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辽人还有啥本事“明年再来”，但他至少已经看得明白，辽主麾下十万铁骑，断不会当真被宋军区区几百门火炮所吓到。火炮对于骑兵究竟有多大的威胁，是谁也拿不准的事。唐康虽然认为火炮对于扭转宋军的战略劣势意义重大，却也并不相信几百门对数以万骑的契丹铁骑能有多大作用。
真正对辽主产生威慑的，应该是那几百门火炮背后所展示出来的国力。大宋朝有多少火炮，仅仅取决于火炮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等级而已。大宋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和平之时国库开支要优先满足的事情太多，未真正经过实战检验的火炮如果能排在优先事项前五十名之内，大概所有支持展火炮的文武大臣们都要欢呼雀跃了——而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从熙宁中后期至绍圣初年的具体情况来看，若非是司马光、石越全力经营两北塞防，构筑大名府防线，再加上受到耶律冲哥成功使用火炮的刺激，装备火炮的事能排进前一百名就相当不错了。这是宋朝与辽国完全不同的地方之一，在辽国，如果辽主想要全力造火炮，他就可以全力造火炮；在宋朝，就算赵顼死而复生，若他不想激起朝廷之内的严重对立，最终搞得半个国家无法运转的话，那他最好还是要多多关心一下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