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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戒作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主张乐而淫、哀而伤，对正宗诗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加以反叛。同时有说这部百回小说“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袁宏道认为：“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薛冈说此书“颇得劝惩之法”（《天爵堂笔余》）。东吴弄珠客云“盖为世戒，非为世劝”（《金瓶梅序》）。和素说“一百回为一百戒”（《金瓶梅序》）。张竹坡通过评点，想“洗淫乱，存孝悌”（《第一奇书》评语）。他们在艺术上赞赏的同时，从作用上这样肯定，帮助了这部巨著的刊印与流行。对《金瓶梅》地位、特点深入一步的研究，是从冯梦龙开始，到张竹坡、和素达到了新的高度。其核心思想是把《金瓶梅》与《三国》、《水浒》、《西游》作比较分析，先提出奇书这一概念，而后认为《金瓶梅》是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因而有《第一奇书》之称，实际上肯定《金瓶梅》是长篇小说的极峰（在《红楼梦》之前）。题署张无咎述（可能是冯梦龙假托），得月楼刻本《（绣像）平妖全传》叙云：“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认为《西游》幻极，不逮《水浒》。《三国》不足者幻，不是作者才艺不能幻，而是势不得幻。指出《西游》、《三国》写神魔写历史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上的局限。他看来，只有《金瓶梅》之类作品才兼有真幻之长。他把《金瓶梅》与《水浒》并举，认为“《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可谓奇书”。《金瓶梅》不同于《西游》的幻极，又不同于《三国》的不足幻。奇，不是指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而是指通过艺术幻造艺术想象而创造出的虚实统一的艺术真实。《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成就，大大促进了小说艺术思想的发展。李渔、张竹坡进一步总结《金瓶梅》等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经验，提出创作要以作家阅历为基础，“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又不要求事事亲身经历。李渔明确阐述了艺术幻造在小说戏曲创作中的重大意义。他说：“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传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闲情偶寄·声容部》）李渔、张竹坡都阐述了幻而能真、幻中有真，真与幻、虚与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现实主义小说戏曲艺术观念，打破了视小说为正史之余、国史之辅、“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把小说视为历史附庸的旧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李渔赞同冯梦龙的“宇内四大奇书”之说（见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差不多与李渔同时，宋起凤推崇《金瓶梅》为“晚代第一种文字”（《稗说》）。之后，张竹坡评点时，直接称名为《第一奇书》。和素则称之为四奇中的佼佼者（《金瓶梅序》）。他们一致给《金瓶梅》这部现实主义巨著以最高的历史地位，说明在长篇小说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文人学士们对小说艺术认识的加深，对《金瓶梅》成就的深刻理解。张竹坡具体感受到作者对黑暗现实作真实描写时表露的愤恨之情，认为作者有愤懑、有感慨，所以他有时又说《金瓶梅》是暴露世情之恶的泄愤之作。张潮在《幽梦影》中，从《金瓶梅》描写西门庆等人物乐极悲生，宋惠莲等人物的悲剧命运角度，又称《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称《水浒》为怒书，《西游》是悟书）。把《金瓶梅》视为“淫书”，主张禁毁的论调，在明末清初文坛上不占主流。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2）
另辟幽蹊，追魂取魄《金瓶梅》题材新颖，内容广泛真实，尤其是它依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描写日常市井生活，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着力为“众脚色摹神”，“各各皆到”，“特特相犯，各不相同”，把握“此一人的情理”（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写出“这一个”，在明代长篇中，异军突起，别开生面。明末清初文人学士对此无不赞不绝口。谢肇淛《金瓶梅跋》云：“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得月楼刊本《平妖传》叙，则把《金瓶梅》与其他三奇书比较后概言之“另辟幽蹊”，集中指明此书开创创作新路的特点。谢跋是抄本流传阶段《金瓶梅》批评文字的代表。这篇跋大约写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谢是从袁中郎、丘诸城借阅的抄本（从袁得十之三，从丘得十之五。袁中郎的不全抄本，抄自董其昌藏本。1607年，宏道曾向谢肇淛写信索还抄本）。屠本畯从王宇泰、王百谷那里也见到抄本二帙（见《觞政》跋语）。自1596年，袁宏道《与董思白》记载抄本之后，已知王世贞、徐文贞、王宇泰、王百谷、文吉士、丘诸城都藏有抄本。汤显祖、屠本畯、李日华、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薛冈、冯梦龙、马仲良都见过抄本。1596年后这十几年，抄本盛传，说明《金瓶梅》问世之初，就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与重视，它的题材、它的人物、它的创作方法，确实使明末作家耳目一新。清康熙年间，以宋起凤、张竹坡、和素为代表，进一步评论了《金瓶梅》的创新成就。宋起凤说：“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稗说》）张竹坡称赞作者是“才富一石”的伟大作家。他为“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张道渊《仲兄竹坡传》），“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第一奇书》评语），总结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他分析了作者从现实日常生活出发，在“危机相依”与“抗衡”的各种关系中，为众脚色摹神，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丰富复杂、发展变化，塑造出前所未有的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典型形象。他认为作者有一种“摹神肖影，追魂取魄”（《第一奇书》评语）也即刻画性格、以形写神的高超艺术表现力。张竹坡在总结《金瓶梅》艺术经验基础上，丰富了金圣叹提出的典型性格论，为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塑造出更新更复杂的典型性格提供了理论条件。满族文人和素，继承了谢肇淛、冯梦龙、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在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中评述《金瓶梅》写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贾、妓女、优人、和尚、道士、尼姑、命相士等，每回写的都是丑恶之事，没有一件“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但包罗万象，叙述详尽，栩栩如生，为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他抓住了此书写世俗社会中普通人物、写丑恶生活这一显著特点。通过满文本序，把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对《金瓶梅》基本评价传播到满族文人、臣僚以至宫廷中去，进一步确定了第一奇书的地位，促进了《金瓶梅》的流传和汉满文化交融，在小说批评史上做出了特殊贡献。
作者的患难穷愁作者问题，三四百年来，一直是《金瓶梅》研究的一个焦点。
问题与成书是二而一的问题。徐朔方先生列举内证，确定《金瓶梅》成书年代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李开先《宝剑记》脱稿）至1573年（万历元年）之间。写定者的籍贯在今山东省中部及苏北北部，其家乡距离清河、临清不很远，并应是李开先的崇信者。明末清初的《金瓶梅》评论者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这时期，与研究作者有关的文献，有屠本畯写的《觞政》跋语、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谢肇淛《金瓶梅跋》、袁中道《游居柿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宋起凤《稗说》、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和素《金瓶梅序》等七八种。这七八种重要文献，以屠本畯、欣欣子、谢肇淛三家为早。屠、谢的两则约在1607年与1616年。三家有两家提到作者年代为嘉靖（屠、谢。谢云“永陵金吾”即嘉靖之金吾卫），有两家提到作者“沉冤”（屠本畯）、“不幸”（欣欣子）。三家中有两家提到王世贞：屠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谢云“唯弇洲家藏者最为完好。”都说得非常肯定确实。据此看，世贞与初抄本或稿本有密切关系。这一看法大约是可以成立的。根据徐朔方先生确定的成书年代，作者应生活在嘉靖、隆庆年间，与王世贞同时。世贞卒于1590年，到屠、谢记载王世贞家藏抄本时，只有十多年。1607年，屠本畯约六十岁，谢肇淛四十岁，他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王世贞的文学活动的。他们记载了作者的遭际与不幸，心目中似乎有作者的姓名，也许有意避讳而不指明。他们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和作者的情绪。他们是作者的同时期文人，与作者约为两代人辈份。所以，在考证作者情况时，屠、谢两则材料极为重要。袁中道、沈德符与王世贞、与作者则为隔一代的人，所以袁云作者是“绍兴老儒”，说明是“旧时”；沈云“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说明是“传闻”。这后两位的记载，相对来说，不如屠、谢的重要。在清初，《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探讨有三说：一、宋起凤《稗说》卷三提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赡。他说：“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宋起凤在金陵与薛冈相交。薛冈《天爵堂笔余》记载薛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从文吉士那里见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约天启间，包岩叟赠寄薛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