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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采阴补阳、采阳补阴、七损八益、施而不泄。西门庆暴死在女人身上，这只不过是作者编的寓言故事，对擅长写实的作者来说，这故事却不具有写实性。西门庆形象可与日月同不朽，是清光绪年间赵文龙的解读。他在第七十九回评语中说：“《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作者借用《水浒传》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对《水浒传》有批判与发展。在《水浒传》中武松为主，西门庆、潘金莲为宾，是为衬托英雄武松除霸与守兄弟之伦理而存在。在实际生活中，西门庆这样的恶霸并不一定很容易除掉。为了表现武松的勇武正义，还是理想化地让武松打死了西门庆。《水浒传》没有着笔表现西门庆的性格，只是一个过场人物。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成为百回长篇的主人公，西门庆、潘金莲为主，武松退居次要地位。《金瓶梅》不再是传奇英雄武松们的世界。而是来自明中后期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追求情欲财色的西门庆、潘金莲们的世界。西门庆形象集富商、官吏、情场能手于一身，而主要身份是商人。作者把商人作为长篇的主角，又把其思想性格写得复杂多面，这是作者的开拓。西门庆形象出现在十六世纪，贾宝玉典型产生在十八世纪，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人物形象。西门庆典型形象，是作者对中国小说艺术的伟大贡献。明清小说家有很强的史传意识，他们的小说观念与今天不同，他们写小说的宗旨目的，与今天也不同。他们视小说为稗官野史，为国史之辅，以之翼圣，以之赞经，甚至可以医王活国，即用小说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一般性的宗旨则是劝善惩恶。兰陵笑笑生绝不是闲暇无事而著书，而是发愤著书，有为著书，藏大悲愤于心，“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因此，前人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是一部泄愤的世情书，作者必遭司马迁之厄而著书。今天的读者面对《金瓶梅》也在发问：作者在当时有奇耻大辱？还是受到致命的迫害？还是血淋淋的现实触动了他？探寻作者的遭际、了解作者著书的直接政治目的，这可能是我们揭示奥秘，接受西门庆形象的一把钥匙。西门庆应该是有生活原型的，试看明代人的感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云：“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
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故吾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为什么欣欣子在序文开头已指明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在结尾再次说明此点，唯恐读者不解其中味，不理解作者著书之目的。为什么在再次点明作者著书有特指的目的之时，提出“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显然，暗示作者经凶祸、蒙耻辱的经历。廿公《金瓶梅跋》云：“《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鉅公寓言，盖有所刺也”，此话除说明书作于嘉靖（明世宗）时外，又说明作者直斥时事，有针对性的具体创作目的。谢肇淛《金瓶梅跋》云：“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谢肇淛在以下的跋文中肯定了《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称赞小说为“稗官之上乘”，作者是“炉锤之妙手”。谢肇淛不会把《金瓶梅》看做金吾戚里门客的实录，但“托之西门庆”，即是说西门庆典型有生活原型为依据。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作者沉冤，与欣欣子所云“经凶祸”、“蒙耻辱”是相一致的。以上四位明代文人提供了我们研究《金瓶梅》小说创作素材、作者生活经历遭际、西门庆形象的原型的重要线索。已故学者王萤撰文提出，作者为嘉靖年间主战派功臣夏言、曾铣被杀而鸣冤。作者兰陵笑笑生出于伟大的同情心、正义
文龙批评《金瓶梅》手迹
感，将曾铣被杀之冤写入《金瓶梅》，书中蔡京、蔡攸父子暗指严嵩、严世蕃父子。论者自称，循着这一线索可以发现《金瓶梅》中的许多奥秘。当然，在未弄清楚西门庆生活原型之时，我们仍然可以运用现代文艺理论对西门庆典型进行艺术分析。但是，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金瓶梅》取材于嘉靖朝现实生活的小说，在考察清楚人物典型的生活原型，作者的生活经历遭际之后，再进行艺术分析，则不会有雾中看花、水中观月之感。这是研究的难题。《金瓶梅》是写西门庆的家史，以一家写及天下国家，立足于一家，写及朝廷写及社会。西门庆一生以生子加官为分界，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城镇小商小市民，没有文化教养，没有读过书，出身小商家庭。有了钱财，买通官府，拜当朝太师蔡京为干爹，得了理刑副千户的官职，从此之后，与朝廷大臣，巡按知府各方面官员交往甚密，而且变得文雅起来。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西门庆为了和蔡御史拉关系，早一个月支取三万盐引，叫董娇儿、韩金钏两个妓女服侍蔡老爹。唱毕，当下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灯，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从花园里游玩了一回，让至翡翠轩，那里又早湘帘低簇，银烛荧煌，设下酒席完备。海盐戏子，西门庆已命手下管待酒饭，与了二两赏钱，打发去了。书童把卷棚内家活收了，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磕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与西门庆作辞，谢了又谢。西门庆又道：“学生日昨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处，学生这里书去，千万留神一二，足仞不浅。”蔡御史道：“休说贤公华札下临，只盛价有片纸到，学生无不奉行。”说毕，二人同上马，左右跟随。这时的西门庆，已不同于在王婆茶局里定十件挨光计的浮浪子弟西门庆，而是结交达官、周旋于勋戚大臣之间，特别在情欲上，有一妻五妾，肆意淫人妻子，梳笼妓女李桂姐，霸占郑爱月。有人说西门庆家庭是明王朝的缩影，西门庆活动的社会背景，也不是一个小城所能容纳的。西门庆形象有封建统治者即当时帝王的影子。或可能作者在这形象中寄托了自己的寓意。
西门庆之死解读（2）
有人说作者也是一个西门庆。赵文龙在《第一奇书》五十一回评中说：“独不可解者，凡事不曾经过，言之断不能亲切如此。若谓想当然耳，恐终日沉思，亦思不到如此细腻也。是作者亦西门庆也，阅而以为然者，亦西门庆也。”这是说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进行塑造人物的。在赵文龙之前，张竹坡就曾指出：“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金瓶梅读法五十九》）这是就塑造西门庆等人物形象的生活基础而说的。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我们接受理解西门庆这一典型是有启发的。但是，有学者提出笑笑生即西门庆，认为“《金瓶梅》是记载了笑笑生大半生的自传体小说，出生在临清的笑笑生曾在北京做官”（池本义男《金瓶梅词话文献研究丛书》）。作者对西门庆是持批判揭露的态度，对西门庆的罪恶行为，作者是极为愤慨的。西门庆不可能是作者的自传。只能说西门庆形象包含有作者的阅历，有作者的寄托。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在不考虑西门庆形象塑造的直接政治目的，不考虑作者的寄托的情况下，以现代文艺理论为参照系，对西门庆艺术典型进行分析研究，学者们的见解是很不相同的，有“新兴商人悲剧”说，认为西门庆是十六世纪新兴商人的悲剧典型。西门庆的商业活动中包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甚至说西门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正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封建商人说”与上述观点相对立，认为西门庆是封建商人，他的商业是封建专制主义保护下的商业，不具备新兴资产阶级商业的性质。《金瓶梅》虽然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叶我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但却并没有表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论者认为《金瓶梅》主要表现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人的活动和他们的历史命运；表现封建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风尚与社会心理的重大变化；表现这些变化对以土地权力为基础的旧的社会秩序、旧的社会风气的动摇（罗德荣《论西门庆》）。还有一种较为折中的观点，认为西门庆形象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西门庆的商业经营模式上，更多的带有封建商业经济特点，但其部分商业利润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曹炳建《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有学者从西门庆这一商人的属性，明代民间商业资本的性质与恶劣环境来分析西门庆之死，是专制体制下民间商业资本的悲剧。西门庆的纵欲到最后暴死，正是明代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生动写照。它预示着明代的商业资本只能与封建体制一同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