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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主要女性身上：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吴月娘。潘金莲的一生是荡妇与尤物的一生。她的出身与经历极尽悲惨。没有地位、没有财产、幼遭凌辱，此后又在男权的漩涡之中几经辗转流离，始终改变不了一个特殊娼妓与玩物的本质。她只能用风情、用心计争取其向往的一切，这养成了她极其淫荡、极其无耻、极其残忍的个性。环境与经历与其个性合流把她造成了一个破坏体，她破坏了社会固有秩序、破坏了正常的人际，也最终破坏了她自己。李瓶儿则更多地体现出爱情在功利社会中的遭遇。西门庆与其妻妾之间除了淫欲和欺哄之外还多少有些相知相爱成分的只有李瓶儿。但这仅有的爱情在功利的世界之中又染上了过多的败坏之气。西门庆不过是李瓶儿太过于有限的视界之内的强者，为此引起了她义无反顾的爱慕；西门庆毫无疑问对李瓶儿的家产有着更大兴趣。李瓶儿尸骨未寒，西门庆就与如意儿淫乱，这恰表明了仅有的爱情也是极其有限的。春梅的一生正表明了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物随着男人的沉浮而沉浮——女性命运的无常。她本是吴月娘手下一个十六两银子买来的普通小丫头，因为偶然的机会被派给了潘金莲受到了西门庆的青睐，从此倍受宠爱。西门庆死后，由于协同潘金莲与陈敬济通奸被卖了出去，又是偶然的机遇做了守备太太，从此又大出风头，享尽荣华，最后竟淫暴而死。而吴月娘则是为婚姻、为家庭乃至为超婚姻、超家庭的一生。在她的形象上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女性的气象。如果说，金、瓶、梅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极尽描写，体现作者人生观的话，那么在吴月娘的身上则加上了作者许多的理想成分。前三个人的孽死表明了作者的否定态度，也表明了那些女性在社会生存中的实际命运。吴月娘的寿终正寝则表明了作者对于此种人生的肯定，也表明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生存与发展所能容许的范围。这样，就可以看出，吴月娘形象的内涵要复杂丰富得多。她不仅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生存类型，也是作者理想某些部分的寄托。吴月娘出身于一个下级官僚家庭，正常地成长、接受了正常的观念。但因为进了一个完全非观念的家庭，命运中便出现了许多微妙与复杂之处。她不能令西门庆满意。
这在吴月娘没有正式出场之前在西门庆的口中就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受正统观念教育、不仅关心淫欲、而且关心家庭伦常的女性与一个淫棍当然的冲突。在这样的冲突里，吴月娘把自己的大部分交给了婚姻、交给了家庭。这表现在她的克己与避嫌上。她并不像当时社会许多家庭的正妻是因为人老珠黄受到冷落，她与其他妻妾一样正当青春年少。她不是没有欲望，也不是没有能力更多地占住丈夫，但她多次把西门庆赶到其他妻妾房中，不与人争风吃醋。她对于家庭人际的当然与已然了然于心，为了维护家庭的运转做出了让步。凭着她正妻的主子地位，妻妾与奴才们许多纠葛她本有干涉的权力，但她因为知晓内中利害大多远而避之。维护之间她不仅成了一个维护者，也成了某种程度的旁观者，她的木讷和念经不单是她作为维护者理家才能的缺欠，也是作为旁观者感受着大家庭不可避免地由盛及衰的无力。但是，在这样的隐忍生活中她还是培养了独立支撑的能力。西门庆死后，妻妾、奴才与帮闲无论当初是得宠还是受压，此时都各怀私利作鸟兽散了，西门家能够继续支撑下来，也就缘于她在这种生活中培养起的惨淡经营的才能。当然，吴月娘性格中不只是这单一的方面，她是复杂的，她的克己不单是给人让位，也赢得了上上下下的尊敬。西门总是敬她三分，在这份敬中也得到了部分回报。在一味的让、忍中，她并非不藏私心，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她更懂得如何在这复杂的家庭中谋私和确保自己的地位。为了生孩子，她背地里与王、薛二姑子做交易，可谓用心良苦。在为李瓶儿之事与西门庆造成嫌怨之后，她用祷告换回西门庆的理解也是绝妙的一场。事后快嘴的潘金莲骂她虚伪、对神佛祷告为何用高声？一语道破天机。在吴月娘的形象中，作者的寄寓也是很明显的。好人好报的观念在许多细节上都有体现。梵僧给西门庆春药，他最先在吴月娘处用；吴月娘吃了保胎药，西门庆恰巧来到房中，而在潘金莲吃药时却出了差错。这样的细节不一而足，这可以说是作者在其作品中对他塑造的唯一一个还算是“好人”的形象有意给予的报偿。这细节之中表达了作者的愿望，有些地方反而使人物显得虚伪。但虚伪也罢，加在吴月娘身上也并不失真，这恰好也表明了处于吴月娘地位的女性为人的辛酸与苦楚。可以这样说，《金瓶梅》对于金、瓶、梅的成功塑造表明了作者对于女性生活的深切体察，对吴月娘形象的成功塑造则表明了作者对于整个社会透彻的认识。作者站到了宗教的高度，用菩萨心肠来看整个社会与人生，悲悯之心顿生。在这样的高度俯看社会人生，当然的第一感慨就是无常。在无常的环境如何生存下去？西门庆、金、瓶、梅之流极尽享乐，自以为可以终生享乐，却不想最终暴死，人亡而家破。在吴月娘身上，作者指出了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人生出路。吴月娘对淫僧念经而修有所成，她实际上遵循着自己的宗教，守住了自己的心神，克己而与人为善，终能在无常的社会中得到幸免。作者在吴月娘身上的思考是悲观的，这可以从吴月娘由家庭、婚姻而走向神佛的道路中看出。西门庆死后，吴月娘把孤儿和几个寡妇抛在家中，不顾路途遥远到泰山去还愿是脱离家庭的行为。这种明显有悖常理的行为恰表明了对于现实社会的悲观与逃离。百回大书写出了一个社会的无可救药，宗教成了维持一种真意人生的唯一出路。社会与人生充满罪孽，又极其无常。无论是来兴儿的劫财、陈敬济的无赖、殷天锡、王英的见色起淫，这都是吴月娘个人力量无法与之对抗的，而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只不过是得益于她平日的修行而终获一救。西门庆撒手而去，孝哥儿又终被度化，这都是富于象征意义的。吴月娘脱离了一种类似罪孽人生的纠缠，修成了世俗界的正果。（与李伟娟合作）
秋菊，玉箫、小玉简论（1）
秋菊是潘金莲房里上灶、干粗活的丫头，是西门庆娶进潘金莲时，吴月娘用六两银子买来的。在西门庆家所有的婢仆用人之中，秋菊的遭遇是最苦的，过的是人下人、奴下奴的生活。西门家败落后，她被吴月娘以五两银子卖掉。秋菊和春梅都是潘金莲房里的丫头，但其性格、地位和待遇却大不一样。春梅“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有几分颜色，西门庆甚是宠她；秋菊为人浊蠢，不任事体，妇人打的是她”。对秋菊来说，挨打受骂已是家常便饭。而且，不管有没有理由，不管是非曲直，潘金莲都任意拿她泄愤出气。不仅主子打她，就连同样是丫头的春梅也经常打她，而且常常怂恿主子打她，嫌潘金莲打得不狠，像“逗猴似的”，主张叫个小厮狠狠地打她才“惧怕些”。秋菊的受虐待，自然是潘金莲的狠毒所致，但从秋菊这方面看，她也有其不讨主子喜欢之处。所谓“为人浊蠢，不任事体”，正概括了秋菊在主子眼中的形象。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则表现了秋菊与众不同的值得同情或肯定的性格特征。小说第二十八回的红绣鞋风波集中生动地刻画了秋菊的性格。妇人约饭时起来，换睡鞋，寻昨日脚上穿的那一双红鞋，左来右去少一只，问春梅。春梅说：“昨日我和爹扶着娘进来，秋菊抱娘的铺盖来。”妇人叫了秋菊来问。秋菊道：“我昨日没见娘穿着鞋进来。”妇人道：“你看胡说！我没穿鞋进来，莫不我精着脚进来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的屋里没有？”妇人骂道：“贼奴才，还装憨儿！无故只在这屋里，你替我老实寻是的。”这秋菊三间屋里，床上床下，到处寻了一遍，那里讨那只鞋来。妇人道：“端的我这屋里有鬼，摄了我这只鞋去了。连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见了，要你这奴才在屋里做甚么？”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记落在花园里，没曾穿进来。”妇人道：“敢是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没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这贼奴才，往花园里寻去。寻出来便罢。若寻不出我的鞋来，教她院子里顶
着石头跪着。”这春梅真个押着她，花园到处，并葡萄架根前，寻了一遍儿，那里得来，再有一只也没了……春梅骂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儿，没的说了！王妈妈卖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甚么人偷了娘的这只鞋去了？我没曾见娘穿进屋里去，敢是你昨日开花园门，放了那个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哕了去……一面押她到屋里，回妇人说没有鞋。妇人叫采出她院子里跪着。秋菊把脸哭丧下水来说：“等我再往花园里寻一遍，寻不着随娘打吧。”秋菊又到花园山子底下的雪洞里去寻，结果在书箱里翻出了西门庆姘妇宋惠莲的一双同样的红绣鞋。潘金莲看了一回，说道：“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与我跪着去”，春梅拿一块大石头顶在她头上。从以上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秋菊地位最低下，生活最悲惨。鞋本来不是她弄丢的，可是潘金莲主仆二人一口咬定是她，而且不容分说，对她滥施淫威，骂她、唾她、“押”着她、打她，让她顶着石头跪着。书中多处描写秋菊挨耳光、挨板子、挨鞭子、挨指甲掐、顶石头下跪，被打得“皮开肉绽”、“脸被掐得稀烂”、“杀猪也似叫”。这哪里是人的生活，简直连牛马也不如！第二，秋菊不像其他丫头那样精灵机敏，她不会献媚取宠，不会说话，不会看主子脸色行事，是个憨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