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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钟情”（尽管有些人不承认它，但它仍然在为人间抛洒爱的种子）这种现象。仔细回味一下，我们会从潘金莲对武松和潘金莲对西门庆的视点上看出一些差别，看武松：“这般人物壮健”“毕竟有千百觔气力”。看西门庆：“那人生得风流浮浪，语言甜净”。对前者，潘金莲心向往之，是健康的；对后者，潘金莲表现出的“留恋”，只可谓性的诱惑。想武松时，“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了”，潘金莲想嫁给他；想西门庆时，“他若没我情意时，临去也不回头七八遍了”，对性对象的猜测。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解释清张竹坡的疑问—— “不然金莲十二分聪明人，岂不知防患乎？”（武松欲娶回潘金莲时）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西门庆能占有她肉体，为何占不住她的心？（潘金莲背着他与琴童、陈敬济私通。）然而，随着武松的拒绝，潘金莲仅有的一点儿爱的梦想破灭了，她的性自尊受到现实强烈的刺激，一变而扭曲为极端的性自负。潘金莲在与武大郎的比并中，形成的盲目的性自尊——自比鸾凤、灵芝，在具有“现实原则”象征意味的武松的严格“纠察”下，遭到毁灭性失败，只好退回潜意识。压抑、扭曲的生理上的性自尊转而充实了她原本对自己姿色和小脚的自负心理，使她健康平衡的人格发生倾斜，使支配其行为的多种心理动机（阿尔波特“动机的种类是多样的，我们极难找出它们的公分母”《人格心理学》）被其极端的性自负（精神专注于此）所代替。因此，潘金莲对着武松喊道：“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不是那腲脓血搠不出来鳖！”情的寄托落空，性的欲求同时受到创伤性抑制。她的生活从那时开始发生巨变；性的需求已不再停留于卖弄姿色上，更进而成为她“生活的习惯”，她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种需求活动中，为了满足她的性欲，她可以毒死武大，吓死官哥儿，逼死宋蕙莲。西门庆的出现，可以说为她打开了追求性满足的大门，然而“说娶孟玉楼”更强烈地刺激了她的自卑心理。她虽然有姿色，但出身低贱，更没有钱财，只凭姿色是笼不住西门庆的。在这点上，她甚至比不上脸上有麻点但有钱的寡妇孟玉楼。所以她害怕提到有关钱物和地位，对此也特别敏感。第七十八回，潘金莲过生日，潘姥姥好心，买点儿东西来看她，她却因为一分轿子钱跟潘姥姥闹起来，“你没轿子钱，谁叫你来？恁出丑陌刂划的，叫人家小看。”还说，“休要做打嘴的献世包！关王卖豆腐——
潘金莲、李瓶儿人格心理试析（2）
人硬货不硬，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屄声颡气。”她没钱，即使别人不说她，她也觉得有人在笑她。在精神上她很自卑，这一点在七十九回表现得更突出。“月娘道：‘王三官儿娘，你还骂他老淫妇，他说你从小儿在他家使唤来。’那金莲不听便罢，听了把脸掣耳朵带脖子都红了，便骂道：‘汗邪了老淫妇……’”潘金莲绝不愿承认自己曾是人家的使女，所以她一听这话便歇斯底里（属胆汁型，是神经症外倾的特征发作），大骂林太太。这些都是社会地位对潘金莲的影响，直接原因就是“说娶孟玉楼”时对她的刺激。她嫉妒那些地位和财物方面优于她的人，特别是在这些因素同时对她性的追求造成威胁时，她更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她“”下去。李瓶儿有钱并得了西门庆的宠，她就琢磨占李瓶儿的便宜；李瓶儿皮肤白嫩欢了西门庆的心，她便搽白身体投西门庆的好；李瓶儿生了官哥儿，既得了西门庆的宠，又有了近乎主家婆的地位，潘金莲就一面挑拨吴月娘对李不满，一面想办法惊死官哥儿。郑爱月儿拉拢了西门庆，潘金莲就掀她的裙子，评说她的脚型不堪。由性自尊而导致的性自负和心理自卑构成潘金莲的神经症人格，其心理是变态的。对性的无限追求给她的生活伏下危机，她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性极多疑，专一听篱察壁”。一旦追求的目的没有达到，或遭受点挫折，她在精神心理中便无法调节抵消，或尅迎儿，或殴秋菊，两般发泄都不行时，便只有手抱琵琶自怨自叹。然而，当她得意时便忘乎所以，甚至闹到吴月娘房中而至不可收拾地步，终于不为吴月娘所容，以二十两银子卖出。张竹坡说：“夫不有子虚，则瓶儿归西门是无孽之人。”我用“道德性焦虑（moral anxiety）来分析李瓶儿的人格心理，正是基于这段话。此处“孽”字显然是罪恶的意思。查《词源》“孽”本没有罪恶之意，只是后人把佛教讲的“业障”误为“孽障”，才有了“业”与“孽”的相通。“佛教称过去所做恶事造成的不良后果为业障”（即孽障）。查《现代汉语词典》，“业障：佛教徒指妨碍修行的罪恶”。张竹坡看到的虽然只是李瓶儿做了恶事，但联想到他认为“瓶儿是痴人”，我们就会明白，同样害死亲夫，为何不称潘金莲为有孽之人的原因了（他称 “金莲不是人”）。
在张竹坡看来：作孽，对潘金莲来说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没有看到潘金莲作孽时，已是神经症患者），但对“痴人”李瓶儿则不然，此孽将影响她的后半生，所以他满怀同情的口吻说出本段开头那段话。我说李瓶儿有“道德性焦虑”，就是指她对自己所做的恶事──气死花子虚——在道德上不自知地进行自我谴责。李瓶儿“痴爱”西门庆，在这点上我同意孙述宇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在明代社会中出现西门庆（尽管书中称宋代，实际写的明代）这样的能人，不仅应在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受到重视，在人性发展史上也应该浓浓地抹上一笔。“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于：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阿德勒《自卑与超越》）西门庆的职业虽然是理刑副千户，但就上提之“职业”的真正含义而言，西门庆是个商人，他不仅能从商品交换中牟利，甚至能从婚姻中赚钱，作为商人西门庆是成功的。西门庆的社交能力更不用说，他能从一介白衣升为理刑副千户，谁不佩服（尽管手段不正大），就性的问题来说，我们当然不希望能从西门庆身上看到什么浪漫情调，他同女人的关系只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西门庆是成功的。从以上的分析看，不论哪方面，西门庆都是当时社会中出类拔萃的（不一定是好的，但他却是代表先进的）。李瓶儿在社会地位上，比西门庆要高一些，而且也不缺钱花，她缺少的是精神寄托和生理的满足。而西门庆所表现出的极强的生命力，不仅使她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得到满足。所以她对西门庆说：“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为了嫁给西门庆，李瓶儿气死花子虚。但不论她的动机多么合理（爱西门庆，恨花子虚）多么没奈何（那个社会只有夫休妇，没有妇休夫的道理），事情的结果却是做了“孽”，而且此孽深植李瓶儿的潜意识，一旦受到外在条件的激活，它便会表现出来。花子虚死后，李瓶儿催西门庆早些把她娶过去，“‘休要嫌奴丑陋，奴情愿与官人铺床叠被，与众位娘子做个姐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说着满眼落泪。”“‘随问把我做第几个也罢，亲奴舍不得你。’说着，眼泪纷纷的落将下来。”“‘奴情愿伏侍你，铺床叠被’说着泪如雨下。”每次李瓶儿谈到要嫁过去时都哭一番，为什么呢？张竹坡说：“人谓写瓶儿热，不知写瓶儿心悔也。”“乃深悔从前货落人手。”我认为，李瓶儿幡然有悔，但不是为“货落人手”而悔，乃是为作“孽”而悔。气死花子虚这一恶事，在李瓶儿正常的心理活动中形成孽障（业障），即焦虑。她无法通过这一关，也无法使这种道德上的自责消匿。一个人在干某件事时，由于受着某种冲动的支配，往往看不到这件事的后果，所以我们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我干了什么？！”李瓶儿受其情爱和怨恨的左右，借机大骂花子虚，也许她并未想到气死他的结果会怎么样。但当西门庆迟迟不娶她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理上有些不安和忧虑。经过与蒋竹山两个月的生活之后，其不安和忧虑更重，甚至有些恐惧感，在西门庆向她举起鞭子那一刻，这种感觉越加清晰，“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不安和忧虑一变而为自怨自责，甚至自恨。李瓶儿的“痴爱”无法抵消她潜意识中的罪恶感，即“孽根”。她常常梦见花子虚要去告她，要惩罚她，弗洛伊德认为，道德性焦虑最后会扩展到对死亡的害怕及对死后惩罚的预见。李瓶儿“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似活时一般。见了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儿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李瓶儿总觉得欠花子虚什么（她怕他讨还），是财？还是命？她潜意识中的焦虑终于在梦中暴露出来，她有些后悔，“孽机发，动悔念矣”。（张竹坡语）她渴望宽恕她甚至想通过自己的牺牲（抛却西门庆）跟花子虚去，以偿还她的孽债，摆脱焦虑，“花子虚抱着官儿叫他，新寻了房儿同去居住”。此梦两人没有吵闹，在李瓶儿潜意识中，这样做或许能缓和冲突──内心的冲突，“超我”与“本我”的冲突。但她还是眷恋着西门庆，不忍遽去，所以，以后的梦中，冲突便越来越激烈，直到她死。潜意识中的自责自怨，在行为上甚至有着“心理症自恨”的特征，即“自苦”“拖延”。潘金莲为与李瓶儿争宠，千方百计地惊吓官哥。李瓶儿虽然心中明白，但她仍然束手无策，只是“两手握着孩子耳朵，腮边堕泪，敢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