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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雷雨》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戏剧风格特点。剧中一些场面似乎和主要冲突无关，但却构成了这种冲突的社会背景，烘托出气氛，说明了人物行动的原因。全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较为广阔的社会画面、散文诗式的语言风格和严密的结构等特色。
奥斯特罗夫斯基继承俄国戏剧传统，也接受了西欧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戏剧的思想影响，他把十九世纪初即已开始的建立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工作，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俄国解放运动第二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杰出作家和活动家。他出生于牧师家庭，1846…1850年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阅读了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痛恨农奴制度。五十年代俄国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尖锐矛盾，促使他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世界观。他说：“如果革命爆发，我不会坐视，我一定要参加进去。”1854…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现代人》杂志。他发表一系列美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55）、《果戈理时期的俄国文学概观》（1855…1856）、《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1860）、《资本和劳动》（1860）等，宣传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并投身于实际斗争。他团结一批政论家、进步青年和军官，用革命思想影响他们。1861年，他写出著名的革命宣言《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
车尔尼雪夫斯基始终站在农民一边，他希望推翻专制农奴制，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通过农民公社实现社会主义。他不了解，解放农奴实际上只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正如列宁所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
1862年，沙皇政府捏造罪名，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他在狱中写了充满革命信心的长篇小说《怎么办？》。1864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七年期满后，又放逐到雅库梯、维留依斯在等荒僻地方度过十二年。1883年，他被转移到阿斯特拉罕。他在监牢、苦役和流放中过了整整二十七年，直至1889年才获准回故乡萨拉托夫，同年逝世。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他一贯反对不可知论；他看出黑格尔的两重性，说：“黑格尔的原则是极有力和广泛的，但他的结论却是狭隘和微不足道的。”他具有某些辩证法观点，坚信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反动时期只能暂时阻碍必不可免的进步。”
由于俄国社会生活的落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把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是他在捍卫唯物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摈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
《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代表作。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当时流行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提出了“尊重现实生活”、“美就是生活”等唯物主义观点，把艺术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从这一点出发，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判断生活，成为“生活的教科书”，即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中有辩证法因素。例如，他指出，不同社会集团对美的标准也不同。农民因为需要劳动，认为健康的、体格结实的人很美；贵族由于过着寄生腐化的生活，认为“苍白的颜色，忧郁的症状，却更为可爱”。此外，作者还注意到，美是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在强调美是生活的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活动的创造性估计不足，他认为艺术中的美不过是自然的一种苍白的复制而已：“就题材来说，就对人物描写的典型性和完整性来说，诗歌作品远远不如现实。”他没有看到艺术和生活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即艺术的源泉固然是生活，而艺术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和流放地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序幕》（1865…1868）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怎么办？》。小说的女主人公薇拉出身于小市民家庭，她为了反对买卖婚姻，在她弟弟的家庭教师罗普霍夫帮助下从家里出走，并和罗普霍夫结婚，后来她按劳动组合原则办了一个缝纫工场。两年后薇拉和她丈夫的朋友吉尔沙诺夫发生了感情，罗普霍夫经过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假装自杀，前往美国参加废奴运动。过了几年，他作为一家英国公司的代理人回到俄国，并建立新的家庭。最后，吉尔沙诺夫和罗普霍夫两家住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
这部小说企图解答要反对专制制度应当怎么办的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必须产生一批“新人”（小说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由他们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全书的中心内容是“新人”的生活道路和精神面貌。作者描写了“普通的”和“特别的”两类“新人”。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体现了普通的“新人”的特点。他们出身于小市民、小公务员家庭，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与剥削寄生的贵族地主不同，他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宣传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制度。他们对社会起了启蒙学家的作用。他们的行动准则和处世哲学是“合理的利己主义”。他们受到费尔巴哈“幸福论”的影响，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的本性”，但应在他人的幸福中来满足“我”这个“本性”的要求。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种道德观反映了进步分子为农民谋利益的愿望。
小说中的拉赫美托夫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特别的人”的形象。他在吉尔沙诺夫等的影响下，背叛了贵族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为了应付未来艰苦的革命斗争和专制制度的残酷迫害，他顽强地锻炼自己，特意睡钉子床，在物质生活上也有所克制；他到处浪游，同劳动人民一起做工，体验他们的生活。作者热烈地颂扬他为“茶中的茶素”、“原动力的原动力”。由于图书审查的关系，作者对这个职业革命家形象只作了简略的刻画。
薇拉所创办的缝纫工场，体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的理想。他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物质要求，而关键就是在生产中“所有主和工作者完全统一”。作者这样描叙薇拉的工场里的女工们：“本钱是他们的，他们本身便是老板，因此老板应得的那份利润归他们所有了，”在那里，每个工人所得的钱比别的企业的工人更多，生活更富足。作者以为，在未来社会中，通过这种劳动组合，可以消除剥削，使人人都富足。然而，离开无产阶级政权，这样的生产方式仍不能避免自由竞争和两极分化。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社会也只能是一种空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五、六十年代农奴制改革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最卓越的思想代表。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是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领袖，又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美学、文学评论、小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此恩格斯对他的不幸遭遇感到十分感慨。恩格斯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生于牧师家庭。1853年，他不顾父亲要他上神学院的意愿，进入彼得堡的中央师范学院历史哲学系学习，受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影响，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1856年，他结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1857年大学毕业后便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开始文学评论活动。由于工作紧张和肺病严重，他在二十五岁时就去世了。他把短促的一生献给俄国解放运动，在几年之中写出几十篇美学和哲学论文，深刻地揭露了俄国这个“黑暗王国”。正如列宁指出的，即使是在沙皇血腥统治下的农奴制俄国，“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善于说出真相，他们的办法就是一方面闭口不谈1861年2月29日的诏书，另一方面嘲笑和责骂当时的自由派。”
杜勃罗留波夫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俄罗斯语文爱好者谈话良伴》（1856），是研究十九世纪俄国期刊文学的。他批判了当时学院派和“纯艺术”派的文艺评论标准，主张文学应当反映和批评现实社会。《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1858）一文，从文学是“按照生活而形成”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