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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无产者的儿子之歌》（1908）等。他的《我们向革命迈进》（1913）一诗，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他曾因此以攻击立宪国家制度的罪名被法庭传讯。
在罗马尼亚，这个时期诗歌界的代表是米哈伊·爱明内斯库（1850…1889），他出生于小地主家庭，从童年起就热爱罗马尼亚民歌和民间故事，1866年开始创作。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后，他作长诗《皇帝和无产者》（1874）表示热烈欢迎，并在罗马尼亚文学中头一次创造出工人阶级的形象。他写过不少政治抒情诗如《堕落的青年》（1869）、《我们的青年人》（1876）、五封《信》（1881…1890）等，揭露国内的丑恶现象，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社会道德风习加以无情的批判。他还创作过很多民歌体的抒情诗和一首取材于民间传说的长诗《金星》（1883）。这个时期，罗马尼亚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出现，《金星》（1883）。这个时期，罗马尼亚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出现，剧作家伊昂·卢卡·卡拉迦列（1852…1912）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一个演员家庭，十八岁起就参加剧院的工作。他用讽刺和幽默的笔法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他最成功的剧作是喜剧《一封遗失的信》（1884），写两个表面上互不相容的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在竞选中的阴谋，从而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政治和种种丑剧。在同一时期从事创作的，还有伊昂·克里昂加（1837…1889）、伊昂·斯拉维支（1848…1925）和亚历山德鲁·弗拉胡查（1858…1919）等，他们都在小说中反映出农民的贫困生活。
保加利亚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正处于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许多作家参加了这场斗争，而且把它当作文学的主题。这个时期出现了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伐佐夫。伊凡·伐佐夫（1850…1921）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后来投身革命。他的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他的战斗诗篇鼓舞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志，在1876年4月起义中发生过很大的影响。起义失败后，伐佐夫一度流寓罗马尼亚。他先后出版过《旗与琴》（1876）、《保加利亚的悲哀》（1877）、《拯救》（1878）等诗集和组诗《被遗忘者的史诗》（1893），反映了土耳其奴役下的保加利亚人民渴望解放和自由的情绪。伐佐夫还写过很多讴歌人民的英勇斗争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而他最成功的作品则是长篇小说《轭下》（1887…1889）。本书取材于四月起义，作者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以奥格涅诺夫为中心的一群革命者的形象，表现了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精神。《轭下》不仅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与伐佐夫同时从事写作的，还有诗人派约·雅沃罗夫（1877…1914）和小说家埃林·彼林（1878…1949），他们的作品描写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斗争。
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文学也开始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而且出了不少知名的作家和诗人。塞尔维亚有诗人约凡·约凡诺维奇·兹玛伊（1833…1904）、小说家米洛凡·格利希奇（1847…1908）和剧作家布朗尼斯拉夫·努希奇（1864…1938）；克罗地亚有小说家奥古斯特·谢诺阿（1838…1881）、克萨威尔·迪雅尔斯基（1854…1935）；斯洛文尼亚有诗人安东·阿什凯尔茨（1856…1932）和小说家伊凡·参卡尔（1876…1918）等人。他们的作品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反映出对异族侵略与奴役，特别是对奥匈帝国统治的憎恨。他们又描写了广大农民所受的封建地主压迫（如谢诺阿的长篇小说《农民起义》和参卡尔的中短篇小说），揭露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如努希奇的剧本《部长太太》）。
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奴役的斗争，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更为高涨。在阿尔巴尼亚历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民族复兴”时期，纳伊姆·弗拉舍里和安东·萨科—恰佑比就是这个时期两位杰出的作家和诗人。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把一生献给了阿尔巴尼亚的启蒙运动。他的著名长诗《畜群和大地》（1886）描写祖国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民的辛勤劳动，唤起人民的爱国心，他深信祖国终会获得解放。他在长诗《斯坎德培史》（1890…1895）中，歌颂向土耳其人作了二十五年英勇斗争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光辉事迹。安东·萨科—恰佑比（1866…1930）曾长期侨居埃及。他的著名诗集《父亲托莫里》（1902；托莫里是阿尔巴尼亚一座高山，人民称之为“父亲托莫里”），写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土耳其统治下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表达了他们渴望自由解放的心情。稍后的诗人恩德烈·米耶达（1866…1937），也写过不少爱国主义的作品。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中欧和东南欧一些国家，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革命斗争的尖锐化，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在波兰和保加利亚的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波兰第一本工人诗歌集《他们要求什么？》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囚禁在华沙和波兹南监狱里的革命者所写的。1905年，克拉科夫又出版一本工人诗集《劳动与斗争之歌》。这个时期，革命家路德维克·瓦棱斯基（1856…1889）的《镣铐舞》（1883）、革命诗人鲍列斯瓦夫·捷尔文斯基（1851…1888）的《红旗》（1881）和瓦茨瓦夫·希文齐茨基（1848…1900）的《华沙革命歌》（1883），都是最流行的作品。《华沙革命歌》在波兰的革命斗争和俄国1905年革命中发生过很大的作用，也是伟大导师列宁最喜欢的一首歌曲。
在保加利亚，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1856…1924）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紧密派”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而且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紧密派”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思想的影响下，保加利亚也出现了最初的无产阶级诗歌。例如迪米特尔·波梁诺夫（1876…1953）在《被打倒的偶像》（1895）、《死亡之树》（1905）、《无产阶级的诞生》（1905）等诗中，预言资本主义社会必定灭亡，宣告了新兴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紧密派”社会民主党活动家、讽刺杂文作家格奥尔基·基尔科夫（1867…1919）所写的《劳动之歌》（1898）和《工人进行曲》（1899），成了当时保加利亚最流行的无产阶级歌曲。
同一时期，其他国家也有不少作家开始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如捷克诗人彼得·贝兹鲁支（1867…1958）在诗集《西里西亚之歌》（1909）里，描写了捷克奥斯特拉瓦地区矿工的艰辛劳动和不幸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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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十九世纪后期俄国文学和托尔斯泰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依靠破产农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而迅速发展。但是农奴制残余在俄国依然存在，地主照旧盘剥农民，政权仍掌握在贵族地主手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十分软弱。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农村的阶级分化，破产和贫困的农民日益强烈地要求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断欣起起义的怒潮。农村的情况引起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注意，七十年代产生了民粹派“到民间去”的革命运动。但是民粹派无视资本主义已在俄国发展这一事实，企图在半封建的农民公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夸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由于错误理论的指导和不了解农村实际，他们在农村的宣传活动遭到失败。八十年代，民粹派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害。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反动统治变本加厉，民粹派逐渐堕落为自由主义者的富农利益的代表，鼓吹改良主义，阻碍着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七、八十年代，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经济斗争。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成立“劳动解放社”，传播马克思主义。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建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从此俄国解放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仍是主流，并取得了进展。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深感社会矛盾愈加尖锐复杂，在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反抗情绪的影响下，对贵族地主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势力提出更强烈的批判，更注意农民和城市下层人民的苦难。他们的艺术技巧也更加成熟。长篇小说继续繁荣，短篇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反映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之间的思想分野和他们的世界观的矛盾上。谢德林继承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主办《祖国纪事》（1884年被查封），他的讽刺作品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托尔斯泰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和情绪，他一方面无情抨击土地私有制、官办教会和资产阶级金钱势力，另一方面却又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宗教的博爱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暴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畸形和丑恶，同情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但是他渲染城市下层人物的消极颓丧的一面，宣扬逆来顺受的宗教哲学，攻击革命运动。契诃夫和柯罗连科主要表现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心情和愿望。
这一时期民粹派中间也出现一批作家如格列勃·乌斯宾斯基（1843…1902）、纳乌莫夫（1838…1901）等。他们的小说和特写描述农村的贫困，揭露富农的剥削，但把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看作偶然现象，美化农民公社制度下的宗法关系。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