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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不错；可是自己的确也都爱好。做官的都爱做好官，不过往往只知 道爱做自己家里人的好官，自己亲戚朋友的好官；这种好官往往是自己国家的贪官污吏。做 盗贼的也都爱做好盗贼——好喽唦，好伙伴，好头儿，可都只在贼窝里。有大好，有小好， 有好得这样坏。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丁点大的世界里，往往越爱好越坏。所以非扩大自己不 可。但是扩大自己得一圈儿一圈儿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儿，一大就裂。“大丈 夫能屈能伸”，该屈的得屈点儿，别只顾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计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够的 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得寸是寸，得尺是尺。总之路是有的。看 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 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 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这么着，自爱自怜才真是有道理的。
１９４２年９月１日作。
（原载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１５日《人世间》第１卷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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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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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别人
有自己才有别人，也有别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这个道理，可是许多人不能行这个道 理。本来自己以外都是别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说是“我的”那些，如我的 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别人，其余的是不相干的别人。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家 族亲友；不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社会国家。自己也许愿意只顾自己，但是自己和别人是相 对的存在，离开别人就无所谓自己，所以他得顾到家族亲友，而社会国家更要他顾到那些不 相干的别人。所以“自了汉”不是好汉，“自顾自”不是好话，“自私自利”，“不顾别人 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个忠恕：忠是己之 所欲，以施于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说“一以贯 之”。孔子之道，只是教人为别人着想。
可是儒家有“亲亲之杀”的话，为别人着想也有个层次。家族第一，亲戚第二，朋友第 三，不相干的别人挨边儿。几千年来顾家族是义务，顾别人多多少少只是义气；义务是分 内，义气是分外。可是义务似乎太重了，别人压住了自己。这才来了五四时代。这是个自我 解放的时代，个人从家族的压迫下挣出来，开始独立在社会上。于是乎自己第一，高于一 切，对于别人，几乎什么义务也没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于改造 世界，说这些是自己的责任。虽然是责任，却是无限的责任，爱尽不尽，爱尽多少尽多少； 反正社会国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不像一家老小在张着嘴等着你。所以自己顾自 己，在实际上第一，兼顾社会国家世界，在名义上第一。这算是义务。顾到别人，无论相干 的不相干的，都只是义气，而且是客气。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没有赶上那种压迫的 人，既然自己高于一切，别人自当不在眼下，而居然顾到别人，自当算是客气。其实在这些 天子骄子各自的眼里，别人都似乎为自己活着，都得来供养自己才是道理。“我爱我”成为 风气，处处为自己着想，说是“真”；为别人着想倒说是“假”，是“虚伪”。可是这儿 “假”倒有些可爱，“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为别人着想其实也只是从自己推到别人，或将自己当作别人，和为自己着想并无根本的 差异。不过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确需要相当的勉强，不像“我爱我”那样出于自然。所谓 “假”和“真”大概是这种意思。这种“真”未必就好，这种“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读小 说看戏，往往会为书中人戏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泪，所谓替古人担忧。这也是推己及人，设 身处地；可是因为人和地只在书中戏中，并非实有，没有利害可计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 的那分别，所以“推”“设”起来，也觉自然而然。作小说的演戏的就不能如此，得观察， 揣摩，体贴别人的口气，身份，心理，才能达到“逼真”的地步。特别是演戏，若不能忘记 自己，那非糟不可。这个得勉强自己，训练自己；训练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 读者和观众。如果“真”是“自然”，小说的读者，戏剧的观众那样为别人着想，似乎不能 说是“假”。小说的作者，戏剧的演员的观察，揣摩，体贴，似乎“假”，可是他们能以达 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还是“真”。在文艺里为别人着想是“真”，在实生活里却说是 “假”，“虚伪”，似乎是利害的计较使然；利害的计较是骨子，“真”，“假”，“虚 伪”只是好看的门面罢了。计较利害过了分，真是像法朗士说的“关闭在自己的牢狱里”； 老那么关闭着，非死不可。这些人幸而还能读小说看戏，该仔细吟味，从那里学习学习怎样 为别人着想。
五四以来，集团生活发展。这个那个集团和家族一样是具体的，不像社会国家有时可以 只是些抽象名词。集团生活将原不相干的别人变成相干的别人，要求你也训练你顾到别人， 至少是那广大的相干的别人。集团的约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强中，自己不得不为别人着想。那 自己第一，自己高于一切的信念似乎渐渐低下头去了。可是来了抗战的大时代。抗战的力量 无疑的出于二十年来集团生活的发展。可是抗战以来，集团生活发展的太快了，这儿那儿不 免有多少还不能够得着均衡的地方。个人就又出了头，自己就又可以高于一切；现在却不说 什么“真”和“假”了，只凭着神圣的抗战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义上是顾别人， 实际上只顾自己。自己高于一切，自己的集团或机关也就高于一切；自己肥，自己机关肥， 别人瘦，别人机关瘦，乐自己的，管不着！——瘦瘪了，饿死了，活该！相信最后的胜利到 来的时候，别人总会压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这些年自己实在太猖獗了，总盼望压下 它的头去。自然，一个劲儿顾别人也不一定好。仗义忘身，急人之急，确是英雄好汉，但是 难得见。常见的不是敷衍妥协的乡愿，就是卑屈甚至谄媚的可怜虫，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 了垃圾堆里！可是，有人说得好，人生是个比例问题。目下自己正在张牙舞爪的，且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先来多想想别人罢！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６日作。（原载《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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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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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诚意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诚实，诚笃，至诚，都 是君子之德；不诚便是诈伪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 是整个儿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帐。君子大概总 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虽然说气质可以变化，盖了棺才能论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 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 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诈伪的时候。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这 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的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 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 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 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态度的变化多，在现代多变的社会里也许更会使人感兴趣些。我们 嘴里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诚恳”“诚意”和“虚伪”等词，大概都是就态度说的。
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恳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 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这样用“虚伪”那 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 笼统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年轻人也如此，却又加上了“天真”“纯 洁”种种幻想。诚实的品性确是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那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 的。我们恐怕只能宽大些，卑之无甚高论，从态度上着眼。不然无谓的烦恼和纠纷就太多 了。至于天真纯洁，似乎只是儿童的本分——老气横秋的儿童实在不顺眼。可是一个人若总 是那么天真纯洁下去，他自己也许还没有什么，给别人的麻烦却就太多。有人赞美“童心” “孩子气”，那也只限于无关大体的小节目，取其可以调剂调剂平板的氛围气。若是重要关 头也如此，那时天真恐怕只是任性，纯洁恐怕只是无知罢了。幸而不诚恳，无诚意，虚伪等 等已经成了口头禅，一般人只是跟着大家信口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