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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探讨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形成这种变迁的历史动力。论著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运河的贯通和鲁西区位优势的形成；二是商业的繁荣与产业结构的新变化；三是南北文化交流与社会风俗变迁。
作者通过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五百多年发展史的考察，描绘出了这一地区从荒僻到繁荣再到衰落的历史发展轨迹。在这个长时段的历史叙述过程中，借助丰富的民间文献资料，作者系统的揭示了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动力性问题，即运河的疏通以及国家漕运政策给这一地区以强大的外力，在这种外力的推动下，社会自身原有的经济与文化积淀被充分激活。社会内部的产业结构、人们的生活观念、社会习俗都发生了部分改变。由于过多的借助外力，使得这一地区并未形成自身的发展优势，伴随着运河淤塞与国家漕运的衰落，曾经的繁荣也随之而去。从功能的角度看，论著本身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为区域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性经验，而且对如何实现自身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个十分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势必有其异于他者的人文、自然环境、制度政策、生存契机等等。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的发展首先得益于运河的疏通，可以说其命运与运河的兴衰紧紧相连。而这种兴衰又首先是以运河市场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从总体看，作者借鉴了美国学者施坚雅“区系级序”的理论，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者的论述并未止于此，而是给予这个网络以更加细致化的分析，这种分析首先被放置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将明清时期的运河区域与之前该地区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因为历史本身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我们所要了解的不仅是市场网络在明清时期存在的现实，更应该明了是什么在元明易帜后导致了市场网络的形成？例如，在中心市镇的叙述中，作者谈到了南阳镇，这个在元代以前仅有12人的小村，在元至顺二年开通的会通河上成为一个水闸所在地，到明朝中期已经发展成为镇，到清代，镇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往来的漕船、商船频繁，贸易兴旺，逐渐成为四方客商的中转站，时有“小济宁”之称。在作者对一个个处于具体级序的城镇进行的历史性描述中，网络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结构，而成为有着鲜活内容的实体。
其次，市场网络是不断变化的，作者关于商帮问题的引入就深刻地揭示出运河山东区域市场网络得以巩固的外在原因。“一方面市场网络的形成为各地商帮搭建了一个大展身手的平台，另一方面，商帮的活动又使这一新兴的市场网络得以巩固，二者共同促进了明清时期山东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目前有关商帮的研究成果很多，作者将各商帮集中在运河山东区域各级商业城镇中进行比较分类研究，在他们势力消长的过程中，在与当地社会的冲突与融合中，揭示了这一区域社会变迁的内在脉络。
最后，市场网络的经济功能还在于它逐渐引发了运河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生产力发展并无实质性的重大突破，促使这一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归结为这一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市场机制的完善。”显然，运河流经的鲁西地区一直是典型的农业型经济，手工业不太发达，明清时期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巩固促进了这一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仅以竹木加工业为例，山东历来不产竹子，但明清时期北上的漕船带来的大量竹子大多被卖到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丰富的竹源促成了临清等地竹器加工业的繁荣。除此之外，诸如烧造业、酿造业、皮革加工业、丝织业等等也在发达的市场网络中兴盛发展，并随着市场网络的解体而趋于萧条。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带来了运河地区经济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对研究者而言，透过对各种文化类型、特征的研究，更能理性的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关于社会运行法则与内在秩序的“秘密”。“南北文化交流与社会风俗变迁”一章的内容旨在从社会文化的领域“复原”人们社会精神生活的原貌，揭示这一地区的社会运行机制。
山东运河区域位于山东西部，其文化类型以齐鲁文化为母体，同时又受到燕赵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在运河贯通之前，山东较少有异质文化的渗入”，但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以书院为例，唐朝山东首先设立了李公书院，宋元时期随着全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山东书院落后于江南，但在元代运河开通之后，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这一地区经济的繁荣，山东书院也迅速发展起来。运河书院具有明显官学化的特点，其主要内容也以考课为主，表明了这一地区精英主流文化的繁荣。
应该说，一个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新与繁荣归因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作者对民间信仰的考察与分析充分注意到了大众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论著分别考察了金龙四大王、天妃信仰以及关羽信仰等三种民间信仰在区域社会中的形成与传播。从作者的论述来看，这几种信仰都得益于运河而传播，是运河将那些原本不属于这一地域的信仰与当地社会结合起来。在这三种信仰“本土化”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间的互动：“金龙四大王是由官府率先提倡和竭力营造而成为神，然后普及到民间；天妃信仰则反之，它首先产生、流行于民间，然后得到官方的认可，才渐渐传播开来。”这两种信仰在山东运河区域形成与传播的途径阐释了地方社会自主性与自我保护的努力以及国家意识的无处不在。社会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与互动的过程中接受着外力的推动与自身的变化。
民间信仰的习俗之所以被不断传承，本质的原因来自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为生活是非制度化的，所以其不易被垄断。但生活习俗也会随社会发展而改变，运河的贯通导致了人们原本“织穑为生”、“尚俭崇朴”、“循规蹈矩”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终形成了“民竞刀锥”、“靡然向奢”、“违礼越制”习俗与观念。对于这种变化，作者将社会变迁与人的思想观念联系起来，实现了对山东运河区域人们社会生活习俗变迁问题的探讨，深刻揭示了历史变迁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内涵。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王云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26。00元）
梁宗岱的完美主义诗译
刘志侠
稍为涉猎过翻译的人都知道，译诗难度最高，形到意及，只可偶得，更多时候需要越俎代庖，重组句子，重排韵律，有时甚至触动到内容，某些地方等于重新创作。
即使诗的作者自译亦难逃同样的命运，精通德、法语的大诗人里尔克讲述过一次创作经验。1924年，他撰诗祝贺诗人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f－mannsthal；1874…1929）五十寿辰，从法文e d′abondance（“丰收角”，传统吉祥装饰物，羊角塞满花草、水果和麦穗，象征丰收）得到灵感，顺利完成一首德文诗。可是搁笔后，法文原词继续在脑海挥之不去，于是以法文重写一遍，原以为翻译过来便行，结果所得的诗句不仅不同，连主题都改变了。
译诗之难，可见一斑。然而诗歌特有的音乐节奏和美观格式，具有散文无法企及的魅力。因此很多人都不畏棘途，勇敢地上路。在中国翻译史上，梁宗岱（1903…1983）是其中一位先行者。如果说翻译家有成名作，那么梁宗岱的成名作就是法国诗人梵乐希（Paul Valéry，1872～1945，通译瓦雷里）的《水仙辞》，这是他在上一个世纪二十年代游学法国时所译。当时西诗中译仍在萌芽阶段，有人硬译、直译，结果中文西化，如读天书；有人意译，文字流畅，但常常背离作者原意。处于两者之间的佳作难得一见。《水仙辞》此时出现，令人耳目一新。译者对原作如此心融神会，笔墨如此淋漓尽致，译到好处时，中法文浑然一体，令人难以相信出自一位学习法文不过两三年的二十四岁青年之手。译文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文坛轰动。自此之后，梁宗岱乐此不疲。不过，数十年没有停笔，所得译诗却不多。这是因为他是一位完美主义者，译不厌精，以“千锤百炼”来形容毫不过分。
1937年《文学杂志》一卷二期发表了梁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三十三首，最后两句译文是：
我底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视，
既然天上的太阳也不免瑕疵。编者朱光潜先生在后面加上一段“编者附注”：
末行原文为Suns of the world may stain when heaven'ssun staineth。译文省前半，如将后二句译为：
我底爱却并不因此向他白眼．
人间太阳会失色，天日还常暗。
似与原文较合。
编者拽作者的后腿，实属罕见。但他们两人是文学上的挚友，一见面便争论不休，这次不过从幕后转到台前而已。杂志出版后，有人打抱不平，认为梁译道出原诗含意，而朱译连“达”也未做到。
三十多年后，1963年5月至1964年3月，香港《文汇报·文艺》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题，分三十二期一口气连载了梁氏的一百五十四首全译。这两句译文，梁氏已经改为：
我的爱却并不因此把他鄙贱，
天上的太阳有瑕疵，何况人间！
在他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序言中，我们看到梁宗岱自订的译诗三原则：
1．严格选题：“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他反复吟咏，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底登峰造极之作”。
2．深入理解：“深信能够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