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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成就与他这种对哲学的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十世纪的主流哲学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用奎因的话说，这种哲学的特征就是“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现代逻辑，“越来越关注语言的性质”。奎因是哲学家，也是逻辑学家，他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分析哲学的根本特征。现代逻辑的大量使用使分析哲学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同时使哲学讨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也越来越强。这使许多人抱怨、质疑、批评、甚至反对分析哲学。但是奎因对这样一种哲学却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动摇过。在他看来，我们在哲学名义下所探讨的东西，有许多就是被我们看作是知识体系中“最技术性部分的那种东西”。奎因哲学以思想深刻和分析敏锐著称，许多著作不是特别容易读懂。但是，理解他的著作的困难不在于语言方面，而主要在于他讨论问题的技术性，而且是很强的技术性。在他讨论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和极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文字书写流畅漂亮，特别是，他始终运用现代逻辑来探讨那些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他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的质疑，他提出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著名假说，他做出的“真即去引号”的解释，他建立的“没有同一就没有实体”、“是乃是变元的值”等著名的本体论承诺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凭空思辨的产物，而是充满了对逻辑方法的运用和对语言的细致分析。如今这些理论成果已成为哲学讨论的基本内容和常识，但是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奎因哲学的实质是什么，他的追求又是什么。
我国学者接受西方哲学已有很长的时间，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对于西方哲学的许多内容，人们似乎也很容易接受，比如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等，但是唯独对分析哲学，人们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不那么愿意接受。在我看来，这里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简单地说则有两个：一个在于对逻辑的理解，另一个在于对哲学的理解。缺乏对逻辑的认识和把握，因而缺乏运用逻辑来进行分析，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缺陷，也是一般人不能理解和接受分析哲学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没有认识到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因而认识不到运用逻辑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在我看来，对哲学的理解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如何理解哲学，应该如何研究哲学，这其实也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今天一直存在的问题。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变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若以人们可以普遍地谈论哲学为目标，那么在逻辑方面的高要求就肯定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然而，真是到了人人都可以谈论哲学的时候，大概也就不会出什么哲学家，更不会产生像奎因这样的大哲学家了。因此我同意奎因的观点，哲学家关心的事情并不是人人都关心的，哲学也并不是普遍需要的；而且哲学问题的讨论本来就是技术性的。
我常想，如果不是在讨论哲学的方法上不断出现进步，哲学能够发展起来吗如果我们不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方法上胜过奎因，我们的哲学讨论能够超过奎因吗同样，如果我们不在研究哲学问题的方法上胜过柏拉图，我们的哲学讨论能够超过柏拉图吗可能会有不少人说“能够”，可我的问题是：凭什么难道我们自己会比柏拉图更聪明吗是凭我们会用电脑了吗
（《蒯因著作集》，6卷本，涂纪亮、陈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398。00元）
凯恩斯的背影
黄成明
凯恩斯已经去世六十年了，在他去世时，哈耶克写道：“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位真正的伟人，我对他的敬仰是无止境的。这个世界没有他将变得更糟糕。”这个评价真是意味深长，到底哈耶克是说凯恩斯的存在使世界变得更好，还是说凯恩斯身后由于对其不同理解而使世界更混乱，这的确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数学与伦理学
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他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数学的兴趣和天赋，不到十岁就学完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第一册，学会了解二次方程，并业余计算股票的价值，在顶尖的伊顿公学就学期间，凯恩斯在所有的重要数学竞赛中都独占鳌头，以至于在第三年被禁止参加习题竞赛。但伊顿著名的古典学者拉斯莫尔希望“这个讲究精确性的科学将不会干涸他对更具激励性和人性的主题给予深厚的同情心和敏锐的洞察力，因为他关于‘安提戈涅’的小短文不像出自要专事数学的人。”（《凯恩斯传》，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9页，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页码）拉斯莫尔对这个学生的体察无疑是细致入微的。在凯恩斯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后，就开始向父亲表示他实在不想专攻数学，甚至告诉父亲，他认为数学是“最糟糕的学科”，他对它“厌烦至极”，凯恩斯对数学的厌恶与其说是兴趣的转向，倒不如说是他在思想成长中发现数学并不能解决世界的基本问题后开始的新探索。在剑桥大学里，他选修了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1905年开始钻研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最终将数学彻底地抛弃到一边。凯恩斯认为数学在检验思路时有用，但他绝不用数学来思考问题。他一直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数学的推理总要依靠某些假定，而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假定，一切都是自然呈现，因此，凯恩斯坚称，成功的经济学推理的基础是直觉与辩论能力，直觉可以选择出好的理论模式，辩论则可以说服人接受这种理论模式。
在凯恩斯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这本书在出版之前和之后都主导着我们之间的讨论话题，恐怕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早在就学剑桥的第二学期，他就去听了摩尔的伦理学课程。在数学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凯恩斯从摩尔那里看到了解决的曙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伦理学的研究中去。在1906年1月17日给好友斯特拉彻的信中，他激动地提到：“啊！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信仰的转变。现在，在一切问题上——甚至在次要特质方面我都完全赞同摩尔的观点……我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因而我在一瞬间对一切事情都看得相当清楚了。但是因为整个事情取决于以某种特定方式对宇宙的直观认识——所以现在我明白了——除非改变信仰，否则改变整个世界是断无希望的，而这在当前尚很难办到。”（《凯恩斯传》，R·F·哈罗德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版，第131页）在年轻的凯恩斯心中，信仰与直觉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尽管凯恩斯已经在马歇尔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经济学，但他主要关注的仍然是道德哲学，在1905年11月23日致函斯特拉彻时，他写道：“马歇尔一直缠着我要我成为专业的经济学家，并在我的论文上写上赞赏的评语以促成这一目标。你认为这有干头吗我很怀疑。”（第135页）可以肯定的是，凯恩斯对伦理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经济学思想。无独有偶，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后来才转向研究经济学，凯恩斯并没有接受其导师马歇尔的研究传统，反倒无意之中回到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
不可定义的概率
提到凯恩斯的重要著作，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但或许《概率论》才是最能代表凯恩斯思想原创性的著作。1904年，他在一个小范围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伦理学与行为的关系》的论文，这篇凯恩斯思想历程中承前启后的文章，源于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已经包含了后来在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在这篇论文中，他反驳了摩尔的概率理论，摩尔对概率的理解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而凯恩斯认为概率是凭直觉来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提到的“直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观臆断，而是对事物本质的直接体悟。在1907年的一篇论文中，他进一步指出“然而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概率’是不可定义的，我们不需要对它太过忧虑；它所具有的特性与我们许多最必要和最根本的概念有着相同之处。”（第145页）1914年以前，凯恩斯只对经济学有着断断续续的兴趣，他当时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在概率论和统计学上，不过他并不是从数学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哲学角度进行探讨。1910年，凯恩斯决心完成《概率论》一书，并在当年夏天完成了《概率论》第一章，1912年，他完成了《概率论》一书中的大部分工作，这本书在1913年就已经付印，但到1921年才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里，凯恩斯充分表述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反对将概率与频率等同起来，频率理论采用的是归纳法，根据这一理论，频率是事后发生结果的统计总结，而凯恩斯认为，频率可以作为概率推断证据的一部分，但并非概率本身，他主张把概率作为逻辑和演绎推理来理解，概率与信念度有关，与事后结果无关。《概率论》中的最基本命题是概率是不可定义的，由此得到的一个等价命题是，许多概率是不可计算的，书中全部论述都是在上述命题基础上阐发的。对概率的讨论涉及到一个本质问题：人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是否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凯恩斯引入了“理性”这个概念，概率的不可定义并不意味着概率的不可知，理性能对概率有所推断，但凯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