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硕哉馕皇思捌洹栋＠啊凡思蟮男宋丁？梢运担栋＠啊吩谥泄闹戎撸瞧渌夤栉薹ū饶獾摹Ｒ虼耍矢Ｌ氐恼庖荒谌荩ㄏ昙谢毡ò娴�31～32页），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历史情结和审美期待。
本书还是惟一一部提到拜伦创作吸血鬼小说一事的中译拜伦传记。原来，拜伦1816年旅居瑞士日内瓦时，与雪莱及其后来的夫人玛丽（当时雪莱未与前妻艾哈丽特离婚，故实只能算是情人关系）、玛丽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克莱尔（拜伦在英国的最后一位情人）等人为邻。拜伦等四人在一次雨夜闲谈之际，商定各写一篇鬼怪的故事。但最终完成的只有玛丽，她写出了《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or The Modem Prometheus），这部著名的哥特小说后来还被誉为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另两位当事人雪莱和克莱尔都退出了，拜伦则写了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后来被波利多利所窃用而写成了‘吸血鬼’。”（中华日报版，第107页）1819年出版的这部《吸血鬼》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哥特式小说。不过，本书没有说明的是，出版商为了谋求销量，还“窃用”了拜伦的名字，作品最早是以拜伦的名义在一种杂志上发表这部拜伦创意、波氏本人执笔的哥特式小说的。无论如何，波氏客观上替拜伦在哥特小说创作史上争得了一席地位，这也该算是他对自己曾经的雇主的一份报答吧。
尽管这五种传记各有特色并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相比西方拜伦传记研究的丰富资源和不断出现的新成果，中国拜伦传记译本如果仍然满足于仅有的五副面孔就显得单薄和迟滞了。或许不久以后再谈此类话题时，我们如果再要沿袭现在的命名思路，就需要将越来越可观的拜伦中译本唤作“拜伦的诸副中国面孔”了。我们期待吧！
《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读后
刘世南
由鄢烈山先生作序的《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不但能令读者增加很多历史知识，而且针砭时弊，足以警惕人心。为了使此书更臻完善，我想提出几点意见和作者商榷。
第72页：“可惜王安石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于是凡是赞同他，同时也是他认为有能力的，不论处于哪一层次，都要破格提拔，韩绛、吕惠卿、苏辙等的升迁可以佐证。”
据我所知，苏辙并非王安石一派，他和其兄苏轼一样，是反对新法的。《宋史》卷三三九苏辙本传：“（辙）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王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苏辙反对。但青苗法还是推行了，中外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表示反对，“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后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旧党用事，而新党（王安石一派）的蔡确、韩缜、章悖仍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元祐五年，王安石党人“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司马光一派“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太后疑不决，苏辙面斥“调停”之非，复上疏竭力反对，其中有云：“（安石等）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指宣仁太后和哲宗）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宣仁太后从其言，“调停之说遂已。”
从以上史料看，苏辙显然不是王安石一派的人，而是新法的反对者。
第84页：“董子云：‘上臣以人事君，中臣以身事君，下臣以货事君。’此中董子，不知为何许人。”
前人称董仲舒为董子，但《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都没有这三句话。据我所知，《荀子·大略》有这三句话，但顺序为“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我怀疑《巢林笔谈》的作者龚炜本作“荀”，后人刊刻误为“董”。
第87页：《老学庵笔记》记南宋初的唐锡，故意引毛文评论当国的秦桧，毛文大骇，亟起掩耳，连呼“放气，放气！”田先生解释为：“放气，是骂人说话无理。”
田先生说的并不错，但未达一间，“放气”就是“放屁”，乃宋朝的俗语，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转矢气）条：“转矢气，即所谓屁也……宋时俗语也。”矢，今作“屎”。又清人沈起凤《谐铎》有《夏器通》一则，为“下气通”谐音，亦即放屁。
第98页：“在《池北偶谈》里，王士祯讲到自己自陕西布政史（原文如此）的任上回京述职，‘帑羡一无所携’，别人劝告他，你给严嵩送的礼，哪里像话，别的地方官拿去送给他的管家还怕怪罪呢。王士祯说：‘厚则吾务实有不能。’此话不虚。王士祯在地方，不仅‘不奖喜事猎虚名者’，而且‘更严禁贪酷之吏’。他给手下出过一个告示：‘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子孙’。正因为王士祯的严察和身体力行，带动了一批人，‘其归属官鲜以贪墨败者。’”
我很奇怪：王士祯，清康熙间神韵派的大诗人，大名鼎鼎的“渔洋山人”，生于1634年，卒于1711年；而严嵩，生于1481年，卒于1568年。王的生年，距严的卒年，中间隔了六十六年，王士祯怎么可能去给严嵩送礼呢？
我查了一下《池北偶谈》，卷五有一则《葛端肃公家训》：“德平葛肃公为明嘉（靖）、隆（庆）间名臣……公与予家世姻娅……尝谈公家训，谨录数则于左。”其第八则云：“予自陕西布政使入觐，帑羡一无所携，有时相子（南按：时相指严嵩，子指严世蕃）官太常尚宝，同众邀饮，亦只照常送一帕仪。吏白：‘他省藩司未尝有以此送严管家者，而顾以贻其主，人恐嗔怪。’予曰：‘厚则吾力实有不能，相谅与否，听之而已。’严管家者，分宜（南按：指严嵩）家人严年也。”其第九则云：“……予在河南，只重循良有司，不奖喜事猎虚名者，更严禁贪酷之吏。尝刻木榜曰：‘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橐，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后予在吏部，佐中外考察数四，旧属官鲜以贪墨败者，不可谓无所感孚也。”
原来田先生把葛端肃公的言行误为王士祯本人的言行了！
葛端肃公是谁呢？是葛守礼。《明史》卷二百十四有传。《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308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1138页，皆据《明史》本传概括。简介如下：葛守礼，字与立，德平县（旧县名，在今山东省德州市东）人。生年不详，卒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嘉庆八年进士。为人清廉高介。累迁至户部尚书，奏定国计簿式，夙弊因而清除。时徐阶、高拱、张居正轮流执政，交相倾轧。守礼周旋其间，正色独立，人以为难。卒，谥端肃。有《端肃公集》十卷（《四库总目》）。
鄢烈山先生在序中称赞田先生“苦读完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等绿皮书’，《资治通鉴》等‘黄皮书’和《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白皮书’”，这自然很好。但愿他以后读书时还更细心些，就更好了。
第152页：“古谚云：‘咬得菜根，定百事可作。’”
此二语并非古代谚语。朱熹编、陈选注的《小学集注》（收在《四库全书·经部》）有：“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胡康侯闻之，击节叹赏。”《中国人名大辞典》第478页：“汪革，宋代临川人。字信民，绍圣进士，吕希哲门人，分教长沙。蔡京当国，召为宗正博士，不就。性笃实刚劲，时谓不免堕禅学。然其言曰：‘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做。’固名言也。有《青豁类稿》《论语直解》。”
第161页：“状元出身的赵翼……”
赵翼是探花，不是状元。《清史稿》卷485本传：“（乾隆）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
第307页：“《礼记》不是由孔夫子亲手删定的吗？”
传说孔子删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礼》是指《仪礼》《周礼》，而非《礼记》。《礼记》非“经”而为“传”，乃汉朝儒生所辑录的，故其中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读过《礼记》的人，就知道孔子决不可能删定《礼记》。《礼记》在先秦儒家虽为“传”，但到汉朝，已被尊为“经”，郑玄作了注。
我并没有从头到尾看完田先生这本书。出于对田先生的尊重，为了他今后能写出更多的好书来，所以提醒他注意。
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自序》说：“纪氏（指纪昀，《四库全书提要》的定稿人）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同样的道理，我就没有精力和识力写出田先生这样的书。
我自改革开放以来，写了不少绳愆纠谬的文字，并非自以为高明。清代学人钱大昕说得好：“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学术乃天下公器，书既出版，如有错误，知者不及时指出，必然贻误年青读者。这就是我不断写作此类文字的用心。钱大昕又说：“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潜研堂集》卷35《答王西庄书》）我对所有被批评的书或论文，实皆抱此思想。相信被批评的诸公，必定虚怀乐善，能受尽言。
（《意外或偶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