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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意把什么都说给她，但我确实地感到了恐惧。我开始给我的朋友们讲故事，讲的是两个故事，一个是讲了五丰用摩托车驮了猪去配种，我当然略去了狼的内容，只是说有一个叫五丰的人，家里养了一头母猪，母猪夜里哼哼不得安宁，五丰就想这猪是发情了，该拉到配种站配种了。五丰家没有架子车，又嫌赶着猪去费时间，他有一辆旧摩托车，就把猪放在后座上，这母猪是能坐在后座上的，但母猪坐在后座上成什么体统，五丰便把一件雨衣披在母猪身上，像坐着一个人似的，就鹰了配种站。配种回来，母猪是安宁了三夜，第四夜又哼哼不停，天一放明又照旧打扮驮去配种，回来竟安宁了一夜就再次哼哼得烦人，五丰说，不哼哼了，明早再给你配去！天明起来去猪圈拉猪，母猪却不见了，回头一看，母猪已披好了雨衣早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了。你想想，母猪坐在摩托车上披了雨衣是什么样子，身子胖胖的，脚小小的。
第二个故事，我讲的是生龙寨老头讲过的故事：老头是老革命了，陕北人，说话时鼻音很重的，有那么一种嗡声，老头说，第一天，敌人给我上老虎凳，我甚也没说。第二天，敌人给我灌辣子水，我甚也没说。
第三天，敌人给我钉竹签，把我的指甲盖儿一片一片都拔了，我还是甚都没说。
第四天，敌人给我送来了个大美人，我把甚都说了。第五天，我还想说些甚呀，敌人把我就杀死了。
“有意思吧”我对我的朋友说，“你过后慢慢琢磨就有意思了！”“这你已经说过五遍了，伙计，”朋友说：“屁放三遍都没味呢！”但我感觉我也已经死了。
死了的我其实还在活着，三个月后，省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我再一次背着相机去采访了，真是巧，在代表们居住的宾馆过道上，又遇见了商州行署专员，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舅舅成了人狼了。
“人狼，人有变狼的？”
“外国有个这样的报道，”专员说，“我以前看那个报道，以为是一种杜撰的奇闻，没想到你舅舅他们真成了人狼！他们当然是人，但有了狼的习性，样子也慢慢有了狼的特征，尤其是你舅舅。”“舅舅是怎么变的？”
“我听说他是不起性的，但后来发了胖，长得像个大熊猫了，只说他是个大熊猫一样的人了，却突然嘴里的牙长长出来，开始不大穿裤子，用一个竹筒套了自己的生殖器，那竹筒又拿绳儿系了，翘得老高，再后来，就慢慢地是人狼了。这可能是被狼咬过之后所患的一种疾病吧，如被疯狗咬过人就患狂犬病一样，但除过你舅舅他们并不都是被狼咬过的呀！”“他们？”
“雄耳川的人都成这样了。他们行为怪异，脾气火暴，平时不多言语，却动不动就发狂，龇牙咧嘴地大叫，不信任任何人，外地人凡是经过那里，就遭受他们一群一伙地袭击，抓住人家的手、脚，身子的什么部位都咬。那里是人都不敢去了。”
“怎么会有这事？”我说，“我那舅舅被你们怎么处理了？”
“念他以前的功劳，收缴了猎枪，关闭了十五天。”“那一定是舅舅想不通疯了，而雄耳川的人为舅舅抱不平也疯了。”“有法就要依法呀！就是发疯也不一定会疯成狼的样子？他们脸上却开始长毛了，不是胡子，是毛，从耳朵下一直到下巴都是毛茸茸的。雄耳川现在成了商州的恐惧，但他们毕竟还是人，你不能去把他们全抓起来，或者枪毙了他们吧，政府正考虑是否要封锁了那里，作为一个禁区。”
“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
“商州需要这样一个禁区。”
“你说什么？”
我转过了头从过道走开去，走到了楼梯口，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专员莫名其妙我的突然走开，他还在叫着我的名字，说：“你怎么走了？去他的，没有狼了，却有了人狼了！”我径直地从楼梯上跑下去，口中喃喃自语：商州再也用不着投放新的狼种了。
商州，我曾经写了多少关于商州的美丽的故事，而被国内国外众多的读者知道了商州。商州这个名字其实是古代对这块地方的称谓，我第一次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为了防止当地人在我的故事里对号入座，但商州被外界广为知晓之后，州城也随之更名为商州市。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欣慰和自豪的。当然，商州对于我的回报也是相当的丰厚，我的知名度扩大，全地区的党政领导和普通老百姓把我当作他们的一张名片，甚至曾在一次地区社火芯子比赛活动中，我被作为一台芯子的题材涩和那些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的情节一起有着造型而抬着招摇过市。据说，扮演我的是一个三岁的孩子，高高地捆扎在铁架上，外边穿着一件呢子大衣，戴着鸭舌帽，手里拿着一叠写着《商州的故事》的书的模型。孩子因为是从清早就捆扎在了铁架上，又游行了半天，尿憋得难受就哭起来，他的母亲一直跟着芯子跑，不住地喊：“不敢哭，你是子明，你不是毛毛了，哭了人要笑话的！”孩子是不哭了，但尿却尿下来，一直尿湿了呢子大衣又淋湿了芯子台。也有过许多外地的读者读过了我写的商州的故事，心向往之，不远千里自费去商州旅游，旅游之后来到省城寻到了我，说我骗了他们：商州哪里是富饶美丽呀，不就是穷山恶水吗？我说，你们缺乏感情，天下哪儿有不认为自己的母亲伟大的儿子呢？话是这般说，我并不后悔我对商州的歌颂，这或许是一种基因也是一种责任，我要继续报告着商州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我在商州为拍摄狼的照片的前前后后过程，我回省城后却没有写一个字，甚至缄口不提。现在雄耳川出现了人狼事变，又该是多么大的事，全省的报纸、广播、电视上都没有报道，专员告诉我后，我竟也不愿对任何人轻意提说。这实在是一件悲哀又羞耻的事，它不能不使我大受刺激，因为产生这样的后果我是参与者之一啊，憋住不说可以挨过一天，再挨过一天，巨大的压力终于让我快要崩溃了，我于是在家关了门窗，悄悄告诉了与我有隔阂的老婆。老婆也是恐惧万分，我发现她常常偷偷地观察我，她一定在心里也怀疑上了我有什么变异，虽然没有说破，又表现了对我的亲热，其亲热的程度似乎比我们闹矛盾以前还要好，可我就在第三天下班回来，发现不见了舅舅送我的那张狼皮。
那一天，是商州的施德主任来单位找我，他人枯瘦得如了干柴，我的办公室在七楼，他说他是拿了一张报纸上两层楼坐下歇二十分钟，七层楼整整爬了近两小时。
他衰弱成这样令我惊骇，问他怎么到省城了，是工作调动了吗？他说是送黄专家到精神病院来的。我什么都不说了，我原本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舅舅的事，但我什么也不说了。下班回到家里，我就没见了狼皮。
“狼皮呢？”我问我的老婆。
“我把它埋掉了。”她说。
“你怎么把它埋掉了？！”“你觉得引狼入室好吗？”
“你是不是看着我也要成人狼了？”
她一下子搂住了我的脖子，泪水满面，说：“你不是的，你不是的！”“可我需要狼！”我声嘶力竭地喊起来。
她立即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又极快关了门窗，不愿让外人听见。但我还是呐喊道：“可我需要狼！我需要狼！”
1999年9 月8 日草完初稿
2000年1 月9 日修完第二稿
2000年3 月2 日改毕第三稿
2000年3 月24日改毕第四稿
后记
贾平凹
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写完了《高老庄》，在后记中说：这可能是我本世纪里最后的一部长篇了。此话倒真言中。这一部《怀念狼》，还在写《高老庄》时就谋划于心，原本可以在一九九九年即可写出，却偏偏不能完成，一会儿是这样的事缠身，一会儿又是那样的事耽搁，并且写了作废，废了再写，就是让你在两千年里不得脱稿。可见人的一生写多少文字，什么时候写什么，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别人或许说这是宿命论，唯心主义，但我却有许多体会。我的爱好比较广泛，其中之一是收藏秦、汉、唐年间的陶罐，往往得到一件东西
，很快地，必会有同样大小、色泽的另一件东西再得到，以物能引物，我就守株待兔，藏品也日渐丰富。干什么行当干得久了，说本行当的话时，似乎口里总有毒的，上至皇帝的教训是口中不敢有戏言，下至樵夫，上山绝对禁口“滚了”的话。我自以为文章是天地间的事，不敢随便地糟踏纸和字，更认为能不能写成，写成个什么样儿，不是强为的。
文学不是以时代的推移而论高低、优劣也与作家的年龄大小无关，曹禺二十多岁写成了《雷雨》，张爱玲一出道就完成了她的文学成熟。有的人十年才磨一剑，有的人倚马千言，不可一概而论。各地有各地特产，比如贵州的酒，云南的烟，山西的醋，嗜酒者当然推崇贵州，但绝不必要认定贵州是人间天堂。
想到了一位画家，是西方的莫兰迪，有文章说他几十年在意大利的小镇上面对了几个罐子作画，画出了了不起的成就，遂也检点起我在《高老庄》写作中的一些困惑。十年前，我写过一组超短小说《太白山记》，第一回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于焰，如珠玉对于宝气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但我苦恼于寻不着出路，即便有了出路处理得是那么生硬甚或强加的痕迹明显，使原本的想法不能顺利地进入读者眼中心中，发生了忽略不管或严重的误解。
《怀念狼》里，我再次做我的试验，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