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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訢做步军统领。奕訢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没过多久，奕訢又兼管善捕营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
二十九日，同治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4天到京。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訢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就之谕旨，宣布载垣等罪状：（1）“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
（2）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管善捕营事。”这可能同逮捕肃顺事有关。
不久，同治帝在大典上穿过的小朝袍初一日，命恭亲王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洌А⑽南槲蟪肌�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25岁，慈禧皇太后27岁，恭亲王30岁，真可谓年轻帝胤联盟战胜了老迈的宗室顾命大臣。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3） 作者 ： 章恺 慈禧得胜与正统皇权正如阎崇年教授所分析的，辛酉政变的成功有以下几个直接原因。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訢，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訢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两宫太后与奕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到皇宫，其间几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十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4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3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打了一个时间差与空间差。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意识到并预感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这个故事，《汉书·外戚传上》记载：汉武帝宠幸钩弋夫人赵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赵婕妤遭汉武帝谴责而死。汉武帝临终前，立赵婕妤子为皇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少主，是为汉昭帝。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被两宫太后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权力平衡结构。
其实更深沉的原因是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政变前后的几次较量，便可一目了然。
较量之一：慈禧的太后封号。咸丰帝病逝当天，皇后钮祜禄氏即循例被尊为皇太后，率众殡妃于灵前奠洒，那拉氏则无晋封。此举虽为肃顺等人抑制那拉氏、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但却不能无视其“母以子贵”的特殊政治身分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权分量。故此第二天，肃顺等不得不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尊那拉氏为皇太后。
较量之二：慈禧有无干预朝政权。最初，肃顺等人拟实行“八大臣赞襄辅政制度”，凡“诏谕疏章”等事，皆由其拟定处理意见，“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慈禧对此颇为不满，以拒绝钤印相抵制。“议四日”，肃顺等人只得妥协，同意以后的一切官员章疏均需送太后批阅；谕旨亦需由太后过目认可钤印发下后，才能生效；任命尚侍督抚等大员，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拟名请赘训拟定”，其他官员的任免，亦需“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肃顺等人之所以做如此妥协，大概不能仅以其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来解释，他们面对的不是慈禧个人，而是充斥于人们心际脑海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无视皇权并向其挑战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哪怕是握有实际军权、可以指鹿为马的权臣，肃顺等人不会不懂这点政治常识。
较量之三：慈禧是否垂帘听政。 邓之诚先生曾说：慈禧太后“既已看摺……召见军机……且以朱印代笔，即无异垂帘，所不同者，惟不召见外臣。”但是，慈禧并不满足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听政”，而是热衷于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九月初六，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称：当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登基，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吁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同时要求“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朝政国政，“尽心筹画”，然后“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只有如此亲贤并用，才能“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由此可见，董元醇提出以太后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制取代顾命大臣辅政制，完全是以维护皇权、防范臣下专擅立论的。肃顺等人面见两宫太后时，虽公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太后”，甚至说“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但他们批驳董元醇请行太后垂帘听政主张时，也是以皇权为护符，以维护皇权立论的。这不仅令人感到颇有意思，更令人深思其故。肃顺等人以新帝名义拟旨痛斥董元醇称：“皇考……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联仰体圣心，自有深意。”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肃顺等人将拟定的这一谕旨递上，慈禧将其留中不发。肃顺等人以“决意搁车”停止办事的方式相抗。最后，慈禧以退为进，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同时发下。此后，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就当时的结果来看，似乎肃顺等人取得了胜利。但在皇权思想颇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肃顺等人与慈禧围绕太后是否临朝听政问题的较量，是以肃顺等人为代表的臣权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较量。肃顺等人的“胜利”中酝酿着危机与大祸，为慈禧以后治罪肃顺等人提供了口实。当时在热河化名守黑道人的军机章京即明确指出：如肃顺等人并不过分强求，慈禧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发下，而是“将此折淹了，诸君（肃顺等人）之祸尚浅”。“搁车之后，（慈禧）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吾谓诸君之祸，肇于搁车矣”。
需知，此段议论并非“辛酉政变”后人们的追思之论或后见之明，而是事前的前瞻预言。这名不出名的军机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因其已看到肃顺等人与皇权抗争必然失败的命运。故此，这名军机章京大骂肃顺等人“可谓浑蛋矣”。“浑蛋者”，既是村夫市井的粗俗之语，又是在讥责肃顺等人不识时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公然与皇权对抗，在政治方面未免过于幼稚与无知。如果说肃顺等人在热河与慈禧的多次较量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赖于其在热河的强大影响及部分清廷官员暂时认可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的话，那么，一旦清廷回到北京，广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维护皇权的常态秩序了。肃顺等人的失败不但即将临头，而且充满了必然性。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
下一章第三部分 慈禧·政变·满清王朝（4） 作者 ： 章恺 较量之四：曹、莽者流与孤儿寡母。清廷决定回到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到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