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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那幅刀光剑影，被火光与鲜血占据的画面，我不知该作何感慨。我该为中国人的生命力而骄傲吗？华人居住的八连城地址更改了九次，每一次搬迁都伴随着一次或大或小的屠杀与骚乱，但是华人一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人口继续增加。
还是应该痛心？尽管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华人却从来没有能力和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抗衡，他们总是处于从属、屈服、屈辱的地位。
西班牙人给菲律宾带来了天主教和热衷歌舞、享乐的传统，1898年之后，美国人则带来了现代世界的“自由”、“民主”与英语教育，美元援助……中国人给这里留下了什么痕迹？吴文焕将我们领到博物馆的图书室内，里面是将近20年以来，华裔文化传统中心所收集的书籍与杂志。墙壁上悬挂的是鲁迅的水墨画，门口还有梁启超翻译的黎萨尔的诗歌——他是菲律宾早夭的建国之父，这个国家的孙中山。
在那个午后，图书馆散发的气息令人迷醉，油墨味和潮湿带来的霉味混合在一起。
倘若要研究菲律宾的华人历史，没有比这里的收藏更丰富的了。藏书中的很大一部分与东南亚华人创造的经济奇迹有关，它是中国人给这些国家带来的主要影响吗？
“渲染经济成就既不符合事实，也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不利”，吴文焕显然对国内媒体的片面、一厢情愿的报道深表不满。作为一名业余的历史学家，他在10年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关于华人经济奇迹的神话》中，他认定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机缘，如果华人真具有令人诧异的商业头脑，那为何在制度更为健全的美国、欧洲与日本，华人没有取得对应的经济成就？而且吴文焕发现，对于菲律宾的华人商业巨子的成功，他身上的菲律宾国家特性，可能比他的华人特性更重要，况且“不仅这些人是华人，那些一生在贫苦上挣扎的小摊贩也是华人”。“融合是本地华人最好的安排”，吴文焕和他同事们在1992年共同创造了“菲华”这个词，就像“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它代表着在菲律宾的华人的新身份传统的形成。
不过，令吴文焕深感不安的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与特性的研究缺乏兴趣。
那个图书室吸引了日本、美国使馆的人员到此寻找资料、探究华人的秘密，而中国使馆却对此毫无兴趣。而对于新一代中国移民，吴文焕则发现，他们变得和过去不太一样，“他们更大胆，也意味着失去道德上的限制。”未完成的探寻
“这不是柏杨说的那一套。”肖知兴讲话时，像是一个在读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单纯、热情、书生气十足。他34岁，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商业教育机构中欧商学院的年轻、广受欢迎的教授，之前他在法国的INSEAD商学院读了5年书，可能也是第一位在权威管理学杂志《管理科学季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我们坐在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里谈论他的新书《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
他知道这个题目可能引起的联想。恰好20年前，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那本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这本书，龙应台的《野火集》，李敖6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还有政论片《河殇》是最令人难忘的声音。思想的流动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前三位都是台湾作家，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的批评却在隔绝了30年的中国大陆引发了更广阔的共鸣，现在看来《河殇》像是“文革”语体和情绪化的产物，却激起了整个社会的热情辩论，并成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柏杨和龙应台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那些令人生厌细节的批评，与李敖和《河殇》对华夏文明本身的否定，都是探寻中国民族性与传统的努力。
这股思潮足以追寻到19世纪末，在日益加深的外来挑战面前，中国人发现自身的一切都可疑，不管是儒家伦理、政治制度还是随地吐痰。80年代中国再度兴起的对传统的批评，像是“五四”时期的延续，台湾正处在漫长的蒋家王朝的晚期，而中国大陆则刚经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在经过30年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实验，告别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之后，却发现中国人依旧是那样一盘散沙，冷漠、容易嫉妒、敌视新事物……就像龙应台日后感慨地说，她依旧在呼吁着梁启超100年前的呼吁。
在肖知兴智力成熟的90年代，中国依旧像70年前一样，对来自西方世界的观念、物质如饥似渴、充满迷信，只不过伯特兰。罗素、泰戈尔，换成了杰克。韦尔奇和迈克。波特，科学与民主演变成利润和市场份额。肖知兴在枫丹白露的INSEAD学习管理知识，就像20年代的知识青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一样，是各自时代的知识风尚。
我是对着紫竹院的湖水阅读《中国为什么组织不起来》的，它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欣喜。一方面，对于中国人的特性探讨早已不是知识分子热衷的话题，这个题目显得熟悉而陌生；另一方面，我对于管理学著作的胃口早已败坏，机场书店里排列着的那些设计丑陋、语调粗俗的作品，那些一脸唯利是图的推销员模样的人在电视里声嘶力竭地宣讲“中国式管理”、“砍掉成本”、“狼性总经理”，管理学被庸俗化为消化不良的西方概念、小商小贩式的精明与权谋斗争的结合体，每一家大小不等的公司都像是雍正王朝的一个缩影。甚至中国的商学院，看起来都普遍不像学术机构，更像是一个推销机构，它的领导人所关注的不是创造一流的学术理念，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家交纳昂贵的学费加入其中。
出人意料的是，肖知兴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更漫长和广阔的传统之中。管理学像从前的哲学、文学、物理学一样，是中国人理解自身困境的某种角度。梁启超一代会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忧心忡忡，担心她彻底沦为强权的殖民地。而肖知兴这一代人则看到了一件在纽约售价120美元的Hugo Boss衬衫，中国辛辛苦苦的制造商只拿到了12美元；看到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却没有相应的世界级公司出现；看到在2004年全球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587人中有39名华人，但华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的名单中却少有出现……
在商业竞争主导的新世界里，中国为什么没能缔造富有竞争力的组织？肖知兴或许借用了“核心竞争力”、“组织惯例”这些新名词，但情怀与思维却是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和70年前一样，我们面临的根本挑战仍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中充满了令人唾弃的东西，从鲁迅到柏杨，国民性的弱点一直是最激进的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但一代代中国人经过种种尝试与挫折最终承认，我们不可能变成别人，不管我们怎样流畅地使用法语、行为像个英国绅士、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最让我们舒服的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态度，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同样，如果我们试图建立起强大的商业组织，从传统中获取力量并为其赋予新的意义仍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令肖知兴感慨的是，今日中国的商业组织的中大多数，要么试图复制西方理论和技术，要么是中国传统家族与政治生活的延续，它们未能将新知识融入到传统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至今，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技术上的模仿与学习，却没有着力于创造新的精神资源。
但这种新的精神资源到底是什么？在圆明园的那次谈论中，我们都未寻找到答案。但探寻本身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之前不断重复错误，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根本的探寻精神，只想找到外服的“灵丹妙药”来解决所有问题，却忘记了所有的变革因素都要从自身内生长出来，才会真正富有力量。
寻找创造力
1995年，我成为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的23名学生之一。这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电子领域正成为国家竞争间的关键领域。年轻人对大学专业的选择，是这个国家经济变革的风向标。
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对外贸易最受欢迎，那正是邓小平南巡不久，松动的经济、社会秩序带来无数可乘之机。只要你与对外贸易沾边，就可能享受到封闭的中国市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巨大的价格上的落差，中国的财富正在按照不那么透明的规则重新分配。在某种程度，对外贸易专业对于18岁的青年和他们的家长而言，意味着体面的不劳而获。
1995年之后，计算机与管理学变得炙手可热。世界的风尚已经改变，互联网革命使很多人相信，他们在面临一场几百年难遇的新机会。在这场角逐中，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过不必要的阶段，而直接进入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起跑线；而对于个人而言，美国那些过份年轻的百万富翁的轨迹炫目得令所有人心驰神往……
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扩招是中国大学教育中的最新因素。突然之间，大学之门开阔了，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涌进来。“高等教育产业化”在所有的教育会议上被谈论，招生数字多少像是40年前水稻的亩产量。自从上大学以来，我就看到北大被各种数字包围，在三角地的橱窗里，我们看到了这一届有17个省状元成为了我们的同学；学校每年有多少论文发表，被权威杂志引用；北大方正的年产值达到了多少（我一度怀疑，北大的全部骄傲是这个企业，可能它比《新青年》还重要）；在“211”工程中，大学又获得了多少亿的资金支持；有多少个科学院院士生活在学校里，又有多少个重点研究基础在此建立……总之，教育的目的与使命被避而不谈，“科教兴国”变成了这座以思想著称的大学的教育基调。
在我毕业之后，中国神话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