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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中太多的投机主义、太多的自满，缺少根本性的驱动力，因为商业环境缺乏可期待性。有时候，与权力的关系、或是一次恰好的投机，可以将一个人迅速推到中心的位置，这种成功，不是源自于艰苦的努力，不是源自对于商业活动的真正的热爱与尊敬。同时，这些暂时的成就又是多么脆弱，它可能再度被权力剥夺，或是因为一次社会动荡，甚至是政治的改变，而变得一无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商人们，总是被各种政治、社会的不确定性所困扰，他们缺乏继续拓展的激励，值得理解。商业伦理的建立，必须借助与政治、法治与文化对应的改善。
曹克波的价值观的建立，得益于苏南的商业传统，江阴市的亲商业姿态，父子传统所带来的稳定性（在中国，家族传统一直是对抗社会动荡的最有效的方式，至今似乎仍是），还有他对于西方价值观的理解。它们都融合在一起，变成了我们期待的商业伦理。真正的商人，不仅仅是将商业活动视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些行为应该来自于你内心的召唤，你在每一项决策中、每一台机器的改进中、每一次对员工的培训中，都得到了某种深深的满足感，都是拓展你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中国的方式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演出舞台上那些战士的面孔，一排排电脑桌，贵阳市警察们的1200辆摩托车，广东一家工厂的职工的宿舍楼阳台，一家胡椒厂的黑色的原料缸，一家购物中心的扶手电梯……这些人与物，数量庞大，整齐划一，每个个体模糊不清。TIME。将这组照片命名为“中国模式”，在这个标题下是一句简单的说明：“A uniquelook more than a billion overlapping lives”。
这组照片给我的感觉既清晰又复杂。我们早已熟悉了西方媒体热衷的象征手法，在网络热席卷中国时，杂志的封面上一个绿色军帽，原来的红色五角星，被置换成＠；在SARS流行时，则是戴上了口罩的毛泽东画像；在形容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情绪时，是一条红色的大龙和一条绿色小龙的纠缠……
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形象的认识，和一个旁观者的看法往往截然不同。我记得日本历史学家梅棹忠夫关于世界地图的有趣发现：在美国出售的世界地图，是以北美与拉美这块大陆为中心的，或者以大西洋为中心来描绘地球形象的；而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上，日本跑到了中央位置，英国和北美则被安排到边缘；而在中国，我们都知道，那只雄鸡才是世界的中心。
我对于外来者对中国做出的过份概念化的描述，不再感到不安。因为我们也在粗暴地理解对方，谁能说我们对于美国、对于日本或是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看法不充满着深深的偏见。
人们总是容易把握住那些最显而易见的元素，尽管很有可能，这种元素在生活其中的人们眼中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进行某种自我欺骗式的视而不见。我可以想像，中国人在第一次看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时的震惊和愤怒——我们将你视作中国人民的朋友，你呈现出的却不是那个火红的革命热忱，而是在一个包裹在蓝色服装下刻板的中国。因此，重要的是，你如何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观察自己，获得对自身的新见解。
我知道这组照片在表面的戏剧性背后的真实性，在告别了那个全民一致性年代至少30年后，集体主义、趋同的、单调的思维模式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们在欢呼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出现，却发现这种表面的多元化，在本质上存在着多么强的一致性。我们的社会的确像是一个个雷同的复制品的集合：几乎每个城市都修建了空旷却无人使用的人民广场；几乎每家电视台都在进行某种选秀活动；在江浙一带的富裕起来的乡村里，每一户的小楼上都有同样的圆形的加顶；我家楼下的一家餐厅的员工每天早晨要集合、喊口令，与学生时代的军训一模一样；一家公司在进行一场商业活动时，采取的方式像是电影中的解放战争，销售区域被划分为华北区、华东区、华南区；当我们的国家认定需要创新时，所有的人就开始谈论创意，以至于“创意”这个词变得泛滥和陈旧……
你可以说我的观点和TIME。上那一组照片同样充满了偏见，对于中国人的这种看法，自19世纪以来，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流看法。我记得1938年美国的一幅漫画，它的主题是“从前，中国有五兄弟，长得一模一样”，我也记得狂妄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也说“他们处在整齐划一观念的同样永恒的环圈中，没有变化，也没有改良”。
是的，这些观察被证明是过份表面化，并充满了“政治不正确”，但偏见并非总是全然错误的。我不得不说，在我们日渐相信中国正在震撼世界时，中国给予世界的首要影响是来自于数量上的，而非其他什么原因。“印度中国”的狂热在全球的媒体与学术讨论会上的蔓延着，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一想起印度仍是她的呼叫中心的印度英语，而中国则是沃尔玛超市里的海量廉价商品，它们可能让人惊诧，却不会引人尊敬。
当然，历史的进程经常出人意料。17世纪的法国人相信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促进社会进步，他们不会相信那个由斤斤计较的小店主构成的英国日后会领导世界；19世纪的英国人也不会相信，那个粗俗不堪的美国，日后会成为世界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即使到了1960年代，日本的产品还是廉价与质量差的代名词，人们不会想到它将创造新的消费潮流……
中国必然在这一序列中吗？她的发展将为世界历史带来某种全新的启示吗？一部叫《大国崛起》的专题片正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人们想知道中国有何种经验可以借鉴。因为很有可能，中国正处于某种历史的十字路口，她像一个蒙着眼的巨人一样，匆匆地赶了几十年的路，它取得的成就可能既伟大，也充满了致命缺陷，一些时候，她比人们想像的更智慧，但在另一些时刻，她可能迷茫得连自己也不相信。
古装武侠连续剧
由于霜，由于火焰，它比过去更倨傲，更自大，更可憎，更空虚——看上去倒更年轻。
——曼德尔施塔姆
我知道这想法实在有点荒唐，但是成排的宫女们在屏幕里站起来穿衣服时，我的确想起了中国沿海那些纺织工厂里的女工宿舍。后者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代表的形象，一如张艺谋是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代言人。2006年12月20日下午，像很多观
众一样，我不可避免地带着浓重的偏见去看张艺谋的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真是奇特的一幕，自从5年前的《英雄》放映以来，中国脾气暴躁的观众似乎与最具声名的导演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人们一边在媒体上、网络上毫无节制地谩骂，一边又蜂拥至电影院里，为它增加新的票房价值。陈凯歌的《无极》是这场闹剧的高峰，在北京最贵的电影院里，你甚至很难买到当天的票，大多数人不是想去欣赏一部电影，而只是想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糟糕，好为明天的办公室增加新的谈资。这种情绪甚至催生出一位辉煌的15分钟名人——一位叫胡戈的年轻人，依据这部电影的素材重新剪辑出的无厘头短片，旋即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人物。对于胡戈的热烈反应，是公众的不满情绪的反映——你拥有了最著名的导演，亚洲最闪亮的明星，最好的技术手段，垄断了几个星期内的放映时间，但最终所进行的却是毫无意义的言说。对于失败，你还表现得如此不诚实，坚持称这是一部“杰出的电影”。
我知道，一旦电影创造变成了电影工业，昂贵的愚蠢总是不可避免的。在《角斗士》之后，那种以古希腊或是古罗马为背景的无聊打斗片，占据了好莱坞的电影屏幕好几年。在香港，黄飞鸿的故事、黑社会的兄弟情，被翻来覆去地诠释。
已经持续五年的古装武侠电影则是由《卧虎藏龙》开始。我至今仍记得李安的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惊喜——昔日中国人的飘逸、精致、侠气和内心原则。
对于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代中国人来说，那个由竹林、湖水、内心节制构成的中国，充满了陌生与惊喜，这个中国或许可以在台湾与一部分海外中国人身上发现。
《卧虎藏龙》的意外成功，使中国最著名的导演都加入了武侠电影的行列，但在这些追随者中，古老中国的意境却没有了。电影的画面回到了秦始皇年代，回到了五代十国，或干脆是一个臆想的年代，而情节则在厌倦了民间传说之后，直接从莎士比亚的剧本里生搬硬套。所以一个现象出现了，这些电影一心要创造一个古代中国，但导演、演员们，却不关心古代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说话、如何行走，他们的欢乐与忧伤，他们的恐惧与喜悦，他们为何能够“对酒当歌”、“士为知己者死”……
当这些灵魂与内心难以把握时，在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和场面上的浩大则成了最后的依赖，朴素与典雅，演变成故作玄虚和炫耀。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这些电影就像是一部又一部的连续剧，看不出太多的区别。我想起了10月初在马尼拉的文华酒店的小插曲，在电梯的入口处，我看到了无孪的面具和铁衣人的盔甲，电影《夜宴》在马尼拉之行好像刚刚结束。第二天早晨的《菲律宾星报》上，我看到了对于关于这场活动的报道，其中一句提到，《夜宴》的导演正是李安，他之前的作品是《卧虎藏龙》……
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奇怪，拍摄了《十面埋伏》的张艺谋、《无极》的陈凯歌，是否就是当初的《红高粱》与《黄土地》的导演。我记得他们在80年代给予中国和世界带来的震惊。我翻出了陈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