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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在旁边看到李鸿章狼狈的样子，就想给他找个台阶，挽回面子。于是他也气呼呼地说：“祖宗之法千真万确，我们只能遵守！”。
康有为听完又是轻轻地一笑，说道：“祖宗只教给我们的军队使用大刀长矛，而大人您建立北洋新军，使用的是洋枪洋炮，岂不也违背了祖宗之法？”一句话说得荣禄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只得灰溜溜地坐在那里，不敢再说一句话。
这时廖寿恒看到李鸿章、荣禄二人理屈词穷，就想转移一下话题，于是他捋着他那几绺小胡子，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地讲道：
“常言道，皇帝乃是天子，臣民必须孝忠于他才可兴国安邦。而你却要搞什么‘立宪’，设什么‘议会’，岂不是不把皇上放在眼里？”。
张荫桓此时也在旁边附和道：“对，开设议会后，你们把我大清皇帝放在哪呢！”。
康有为听完神色庄严地说：“如今在皇上周围，有许多贪官污吏，瞒上欺下，使朝纲混乱。而‘立宪’，设‘议会’，皇上能直接了解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从而采取相应的治国兴邦之策。国家富强了，百姓生活安定了，皇上自然会受到百姓的爱戴而流芳百世。”。
康有为一席义正辞严的话，直说得廖寿恒、张荫桓二人也无言以对，坐在那里不吭气了。
在这五大臣中，只有翁同和一直没有说话。他仔细地听着康有为的每一句话，不住地点着头，心里想：“皇上要是能够任用这样一个才能出众的人主持维新变法，我大清可就有希望了。”。
原来，在这次召集康有为之前，翁同和早就将他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20岁那年，他到香港一带考察，接触到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他感到只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革腐败的封建制度，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于是他走上宣传维新变法的道路。从1888年开始到1898年，康有为曾八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变法的重要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895年4月的“公车上书”。
那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忽然传来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康有为愤慨异常，就召集当时在北京应试的1300人，到都察院清代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同时负责向皇帝提建议门口示威，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并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要求光绪帝变法自强，抵抗外国的侵略，这就是着名的“公车上书”因为汉朝时政府用公家车马接送读书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由于康有为等人是举人，这次上书称“公车上书”。由于一些官员的阻挠，这次上书没能成功，然而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却从此揭开序幕。
“公车上书”不久，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清政府中的许多大官像翁同和、文廷式等人也加入了强学会。在北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宣传变法维新的学会、学堂和出版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在湖南长沙，由谭嗣同主持的时务学堂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个。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年轻时曾多次游历大江南北，既看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又目睹了国家与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深重苦难。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激发了谭嗣同要求变法维新、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1897年1月，谭嗣同写成他的重要着作《红学》，号召人民冲破封建统治的罗网，进行变法自强。在《红学》中，谭嗣同还表达了他对太平天国的同情，对曾国藩等清朝官员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憎恨。同年10月，在谭嗣同的主持下，长沙时务学堂创办起来。梁启超等人都在这里讲过学，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人才。
翁同和在总理衙门听完康有为与李鸿章等人的“舌战”后，立即来到皇宫，将召见康有为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光绪皇帝复述一遍，最后他又补充说：“日本、俄国在很早以前比中国落后得多。他们都通过变法维新，发展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走他们的路呢？”。
“哎——”只听光绪皇帝长叹一声，说道：“变法之心，其实我早就有的了，可母后她……哎，我身不由己啊！”。
原来，自从光绪4岁登基以来，一直由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把持国家大权。光绪就像朝廷里的一件摆设，一点权力也没有。光绪从小就常受到慈禧的责骂，所以非常害怕她。
一次，光绪被慈禧叫到颐和园去过元宵节，几个宫女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元宵。慈禧先尝过后，连音“好吃，好吃”。然后她才命人给光绪端上来一碗。光绪谢过慈禧后，就用勺子捞起一个送到嘴里。谁知元宵馅是光绪最讨厌的枣泥馅，光绪一看到它就恶心，别说吃了。可他又不敢当着慈禧的面说元宵不好，所以就趁人不注意，把热元宵吐到袖筒里，然后又忍着疼痛陪慈禧玩了很长时间。深夜回宫后，光绪捋起袖子一看，细嫩的胳膊给烫起了好几个大水泡。
光绪到了18岁，慈禧为了掩人耳目，就声称到颐和园“养老”，不问政事了。而实际上，光绪要决定什么大事都得先得到她的批准。所以现在光绪虽然也有变法之心，可由于担心慈禧会出面阻挠而面露难色。
翁同和似乎看出了光绪的心思，就进一步说道：“如今列强强占我领土，欺辱我国民，国将不国，难道您想做亡国之君吗？”。
这句话振动了光绪帝。为了大清帝国的危亡，不能再顾及那么多了，光绪帝下决心要进行维新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直接召见康有为，封他为总理衙门章京清代办理文书的官员，主持变法具体事务。其他维新派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也都受封，参与变法。
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光绪向全国发布了许多法令。其中有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的工商业；改革大清法律陈旧腐败的条款，允许官民向皇帝上书、提建议；废除八股考试制度，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在全国普遍设小学堂等。
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历史上把这次变法运动称为“戊戌变法”。又因为变法从6月11日开始至9月23日失败，一共进行了103天，所以又将它叫做“百日维新”。
通过变法维新，使没落的清王朝暂时出现了一丝生机。但由于在变法过程中，罢免了许多像礼部尚书塔怀布一类的贪官污吏，打击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腐败反动势力，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74。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慈禧立端王的儿子溥隽为太子，来取代光绪。可谁想到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贺，表示不承认这位“太子”。这下慈禧可气坏了，她想：
“平时都对洋人不薄，要什么给什么，对你们百般照顾，可现在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于是她就想报复洋人一下。这时协办大学学士刚毅早就看透了她的心思，他对慈禧说：“洋人的气焰也太嚣张了，连老佛爷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我们不如教训他们一下，让他们也知道我大清帝国的厉害！”。
慈禧听完面带难色，说道：“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从1840年中英战争以来，英国坚船利炮，我大清的大刀长矛是无法抵挡的，用什么办法去教训他们呢？”。
刚毅平日巡察各地时，亲眼见到教会任意欺压中国百姓的情况，而且教会也经常不把他这个协办大学士放在眼里。这时各地正在闹义和团，刚毅得知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勇猛无敌，洋人们都惧怕他们几分，于是就趁机说道：“老佛爷有所不知，如今义和团活动相当广泛，山东、直隶一带，遍地都是。义和团个个武艺高强，如果我们派兵镇压，要花费很大力量，得不偿失。
不如我们利用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去对付洋人。这样既教训了洋人，又可以消耗掉义和团的力量。”。
慈禧听后大喜，当即命令刚毅主持这件事。于是刚毅向各地发布命令，承认义和团合法，禁止清军镇压义和团。
这样一来，义和团就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山东、直隶的各县各村，到处是“神坛”、“拳厂”。1900年4、5月以后，义和团开始进入清朝的“心脏”——京津地区。在北京、天津城里到处贴有义和团的告示，上面写着：“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政效，民冤不伸。”“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以免生灵涂炭”等。义和团还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吸引了许多清兵也参加了义和团。
声势如此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联合行动，镇压义和团。
1900年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组成八国联军两千多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从而开始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
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西摩尔联军在向北京进犯途中，遭到了义和团及部分爱国清军的阻击。在落垡一带，义和团将通向北京的铁路拆毁。西摩尔不得不命令部队停下来抢修铁路，结果中了义和团的埋伏，有几十人被打死。联军在落垡战败后，逃窜到廊坊，又遭到三百多义和团和清兵统帅童福祥率领的甘军的打击，死伤无数。这就是着名的“廊坊大捷”。
西摩尔联军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夹着尾巴逃回天津。
帝国主义一见西摩尔战败，大惊失色，慌忙又调集大批侵略军进入天津，驻扎在紫竹林租界里。
6月17日，天津紫竹林租界枪炮齐鸣，喊杀震天，义和团围攻租界的战斗打响了。
紫竹林租界在海河北岸，天津城东南，本来是个景色美丽、环境优雅的地方。可是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这个地方被帝国主义列强强行占领了。他们在那里建教堂、盖洋房，驱逐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