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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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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富春着重讲了“东西南北”风牌的几种作用。他讲顺风牌,我记得很清楚:摸到三张风牌,既可桌面上亮明,此后再摸到风牌,就可一从“牌尾”再摸一张牌,就像“杠牌”一样,称之顺风。 
  乐少华问:“李部长,这顺风有什么讲究吗?” 
  李富春解释:“有哇。老百姓出门送客,常常说‘一路顺风’嘛。为什么要顺风呢?因为你抓的风牌多了,都成了一堆废牌,不太公平了,废牌多了,让他们起一点积极作用,给你一个‘顺风’,增加一点成功的机会,这也是辨证法嘛。” 
  中组部的扑克牌是手工绘制的,捏在手里软塌塌的。 
  一次我和李富春配对玩扑克牌,李富春摸了一手好牌,他说:“小李,该你叫牌了,我可有好牌!” 
  我说:“怎么叫也不能打满一百分呀!” 
  李富春用手指做个“心”型:“你有没有这个(牌)?” 
  我拍一拍胸脯:“黑心!” 
  李富春兴奋地喊:“你叫一百,你不叫我可叫啦!” 
  王鹤寿在一旁抗议:“哎,哎,你们哥俩儿这不是明打嘛!” 
  李富春说:“得啦!也允许你们明打,公平合理。” 
  结果,我和李富春合作打成一百分,创造了一个记录。 
  每逢周末,我们经常搓半宿麻将,李富春关照我:“明天我们吃两餐饭,给国家节约一点,也让你睡个懒觉。” 
  我睡了懒觉再去通知陈云:“陈部长,李部长说了,今天吃两餐饭。” 
  陈云说一句:“你们打牌,让我饿肚子,不太公平吧。” 
  后来,李富春见我们迷上了麻将,又说,古往今来,麻将比不了围棋的水平,但比围棋更大众化,更具娱乐性,因而,也被用来赌博。如果整天耍麻将牌,忘了国家大事,丢了自己的事业,不尽家庭的责任,麻将就成了祸害。你们将来有权有势了,可要记住我的话,麻将既耍人,又害人啊。   
  在文化学习班里扫盲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组部的小灶干了八九个月。武竞天安排我去学习文化。 
  文化学习班设在原女大校址,男男女女近一百名学员,年龄最小的约十五六岁,年长者约五十多岁。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轮流授课。每日老师手持一张《新华日报》,朗读一段报纸上的文章,从中选出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一撇一捺,一竖一横,讲解写字的笔顺,分析偏旁部首。同学之间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抱怨听不懂,有人说太浅显了。没有学习用品,全凭脑子死记硬背。 
  星期天,我回杨家岭,李富春远远地打招呼:“小李来啦!找人打扑克?还是找人打麻将?” 
  我说:“我出来还没有要粮票呢。” 
  “得啦,打完麻将,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也看看你那徒弟的本事。” 
  蔡畅大姐问我:“小李,学习文化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有一点困难。没有笔,没有纸。” 
  蔡大姐拉住我的手,走进窑洞,给我找了二十几支铅笔,三个硬皮笔记本。蔡畅翻了翻笔记本,把几页有字迹的纸撕掉。她又把李富春刮胡须的双刃刀片用糨糊和布条粘裹了一面刀刃,她说:“为什么要把这边的刀刃糊上呢?怕割破你的手!你削铅笔时,把铅笔架在桌角,不要悬空削,那样容易削破手指头。” 
  同学们见到我带来的铅笔和本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铅笔截成两段,笔记本撕成纸页,没有笔和纸的同学瓜分了。 
  老师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书信,特别强调不能用红铅笔、红墨水给朋友写信,红字的书信或签名表示绝交!半个月后,我们开始学习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幅中国地图,讲解中国各省概况,省会和简称,穿插一些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世界地理先从亚洲讲起,中国近邻各国的首都、人口、山川河流…… 
  学习班授课的老师在介绍日本国的情况时曾经讲:“日本人宣传‘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这是他们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我们遇见了日本人要做他们的工作,反对他们的这种无理的观念。” 
  “日本这个国家地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日本人一直想占据亚洲大陆,使整个日本民族有一个发展的地方;只有占领亚洲大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日本民族利益的这么一种概念已深入人心。你们看日本人多么崇拜武士道精神……日本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有学员提问,老师,德国是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按列宁的理论,德国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必然要发动战争。德国人讲‘日耳曼人种优越’也是一种侵略理论,也是反映德国文化的优越。我比你强,我就强迫你,不但要掠夺资源,还要改造整个欧洲的人种和文化……” 
  老师讲苏联周边国家的立陶宛、爱沙尼亚……1949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些国家并入苏联版图,心里想这不是侵略吞并吗,可是不敢说出来。 
  老师针对一些人的厌学情绪,多次鼓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党中央领导考虑的深远啊,我们国家迟早要解放,新生的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派驻大使,需要很多很多的外交人才。现在组织上就考虑提前培养一批懂外交的人员,将来去外国工作。”     
  第六章 杨家岭上的中共中央宣传部   
  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如果日本和德国相互勾结,向苏联发动进攻,东西两面受敌的苏联将面临残酷的战争。中共中央估计,蒋介石可能乘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2年春,国民党加紧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边区周围集中了四十五万军队,准备随时进攻延安。延安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建立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的联防司令部;训练民兵和自卫军;疏散边区各机关的人员。中组部派人通知我,暂时停止学习,去杨家岭中宣部当行政管理员。 
  我到中宣部与孟管理员办理交接手续,老孟是一名火车司机,他离开延安去了张家口。整个延安充满了战备气氛,中宣部各部门的同志抱来一摞摞文件,投入大水缸,我和凯丰的警卫员李满千手持木棍,反复搅拌,把纸张捣成纸浆,再攥成一只只大纸球,摆放在窑洞的窗台上晾干晒,晒干的纸球又送回造纸厂。 
  我和吴永忠、黄爱民三个人住一孔窑洞,隔壁两间窑洞是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地摆满书籍。图书馆的侧面一排窑洞住董纯才、柯柏年、黄华,他们几个人都吃中灶。后来,杨家岭的窑洞紧张,我和图书管理员吴永忠就睡在图书馆里。吴永忠顺手抽出一册图书,说:“这是整个延安唯一的《康熙字典》,毛主席的宝贝……” 
  中宣部秘书黄爱民,三十多岁,长相有刘锡五的模样。他交给我一份中宣部人员名册和一本银行存折,向我交代日常工作。黄爱民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不爱理睬下面的勤务员、马夫和警卫。听别人说,他带着老婆到了陕北,老婆却跟他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所以情绪不高。1949年以后,我坚持订阅《人民日报》,一直留意黄爱民的消息,可是他无声无息,从来没有在报纸上露面。 
  黄爱民整日坐在窑洞里抄抄写写,凯丰、徐老他们都来找他,讨论个问题,写个材料什么的。黄爱民的脚面特别高,穿不进供给的布鞋。他跟我说,小时候,家里管教严格,整天跪在椅子上写字,脚丫子变形了。 
  中宣部一个月的办公经费九千元边币,我去新市场人民银行取了钱,比较几家商店物品质量和价钱,买下卷烟、稿纸、笔记本、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购买纸烟用去大部分开支。黄爱民负责记帐,我把购货发票粘贴好,锁进抽屉。 
  中宣部实行共产主义的模式,完全是按需分配,吸纸烟者配给卷烟,不吸烟者没有卷烟。凯丰烟瘾很大,每月发给他三条纸烟,陶希晋、董纯才等人每月一条纸烟。 
  有一次在边区银行取款,银行出纳看错了纸币的面值,多给很多钱。我回到中宣部才发现,又跑回新市场,把钱退还给银行。以后,我个人的几十元钱存入边区银行,银行对我特殊照顾,专门约定,我若不取款,每月的活期利息按定期利息计算。 
  中宣部的行政经费,每月需报送一个预算计划。月初陶希晋、黄爱民和我三个人凑在一起,商议中宣部的各项开支,买纸烟需要多少钱,买笔记本需要多少钱,买稿纸需要多少钱,买笤帚……我用铅笔头一一记下。如果预算超标,需要申请追加经费,本来相差三千元,只要求追加两千元,不会搞“大高帽子”。 
  陶希晋指点我:“如果柯柏年、黄华他们找你要笔记本,你必须让他们把旧本子拿出来,你一页一页翻翻,是不是上面全部写满了字,如果没有用完,让他们先用,这样压他们一日两日,一月两月的,本来一年要用五个本子,可能四个本子就够用了。” 
  我在月初把预算计划交给办公厅的行政处,每月十日之前,行政处就通知我:你们中宣部的那个预算送到银行,银行答应给钱,你可以去用款子了。到了月底,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张子良召集杨家岭各机关的管理员,开一次碰头会,老老少少十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向张子良抱怨经费不够用,要求从行政处领一些笔墨纸张。这时,张子良就表扬我:“你们各个单位,凡是经费不够花的,都要向中宣部李管理员学习,他一年也不找我要一回东西。” 
  我的一摊工作很简单,保证笔墨纸张和香烟的供应就行,闲散无事四处聊天玩耍。黄华对我说:“李管理员,你真闲逸,我每天教你一个英语字,将来一定会有大用处。” 
  我说:“中国字还没学好呢,还学外国字。算了吧!” 
  黄华说:“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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