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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说：“应当想办法抓住他。”
三哥已经有过若干次行动，试图活抓柯子炎，可惜未获成功，他还在筹划新的行动，如果姐夫留在游击队一起对付柯子炎，那就更有胜算。
吴春河说：“保住台湾的工作基础，眼下更要紧。”
吴春河还操心岳父钱以未。大舅送到厦门的小印章已经由澳妹交三哥带上山了，吴春河看了非常吃惊，他在台湾也藏着一枚，据说是特务从一个接头人肚子里剖出来的，大小差不多，刻的也是“觉醒”，看来确实可能都跟钱以未有关。这么多年了，或许岳父那一辈人当年在台湾打下的基础并没有被日本人和国民党统治者彻底破坏，他们依然顽强生存着，还在开展工作，等待与上级联络，有如大哥钱勇？也许他们的存在已经足以威胁敌人，让统治者寝食难安，所以才有柯子炎的特别任务和拼命追踪？
三哥怀疑：“可能吗？”
三哥不像大姐、姐夫，他对寻找父亲从不热心，认为即使要找也不必着急，全国即将解放，台湾还能撑到什么时候？不妨待台湾解放再去从容寻找。
吴春河说：“只怕特务赶在前边，我对金凤无法交代。”
吴春河忘不了亡妻之托，也与从未谋面的岳父心气相通。他发觉自己所为与岳父所做如出一辙，共同的重要任务都是接头，断了再接，一再接一再断，一再断一再接，冒着生命危险，不惧磨难，为的是在台湾发展，在大陆和台湾两地间建立紧密联系，这种联系非常重要，有如生命线。他们上下两代人接续承担这项任务自有内在根源：岳父钱以未从台湾流亡大陆，为山河破碎悲痛，让吴春河想起自己当年“支那小猪猡”“亡国奴崽”的耻辱，同为台湾人，可谓感同身受。
“我不是吗？”三哥问。
姐夫笑：“你当然更是。”
三哥终于没劝住姐夫。
姐夫吴春河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帮助寻找电台。吴春河对这部电台原本一无所知，做这件事最终却非他莫属。
这部电台分外诡异：它来自台湾，偷运到厦门，在大姐手里断了线，特务发现游击队已经得到它，三哥却又潜回厦门寻找电台下落。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游击队得到的是另一部电台，准确地说不是电台，是一架老式收音机，三哥设法在收音机电路上加装两根铅笔粗的铜线圈，外加一条T形天线，利用它们发射电波，完成无线联络。由于收音机比较老旧，质量不好，游击区缺乏电气设施，技术条件较差，改装后的电台运行不正常，故障屡出，联络时断时续。因此吴春河在香港汇报时，老李担心未来解放军进军福建时，它无法及时传递情报和指令，要求吴春河帮助解决问题。
三哥问姐夫：“能从台湾弄部新电台吗？”
从台湾的军火库里设法搞一部电台，或者通过某些途径从日本、中国香港甚至美国进口一部电台，都有渠道做，问题是需要时间。而且特种军事物资敌人控制非常紧，容易引发注意，从台湾把它运回大陆，送往游击区，路途很长，环节很多，容易出岔子。一旦出岔子，那就不是一部电台出问题，严重的话会引发地下组织和人员的暴露，造成重大破坏。此刻解决问题的上策应当是找到被大姐藏起来的那部电台，敌人误以为它已经到了游击队手里，因此有利于悄悄寻找，如果能及时找到，会是事半而功倍。
三哥说：“姐夫帮助猜猜谜吧。”
姐夫与大姐共同生活多年，是大姐的伴侣与领导，对大姐的了解会比弟弟妹妹要深，大姐留下的谜团有赖于他帮助破解。
姐夫详细了解了大姐出事前后的情况。按常理说，大姐知道自己面临生死危险，应当对后事有所交代。她有两个机会，一是澳妹与她住在旅社的那天晚间，可以把事情交代给澳妹；另外一个是次日凌晨，她和同志救出三哥，被敌军警追捕，她应当抓住最后机会妥为交代。奇怪的是她都没有做。没对澳妹提起，很可能因为她不想把澳妹牵扯进来，或许也有不放心。但是她应当告诉三哥。
“那天清晨她一句都没提起吗？”姐夫询问。
提到了。当时情况危急，大姐在飞快逃奔的吉普车上迅速交代事情，她告诉三哥赵副官和小陈是自己同志，她把这两个人交给他，由他负责把他们安全带出岛，带到游击区去。她还吩咐不要使用三哥给她的交通站，她觉得那个站情况不对，可能已经出了问题，被敌人控制。
三哥一听立刻发急：“阿姐！电台呢？”
“电台安全。”大姐说，“还好我有提防。”
“没交出去？”
要是交出去，估计她回不来了。大姐带一只皮箱到漳州，故布疑阵，跟踪特务以为东西在里边，补锅的爆米花的一起出笼，暗处不知还藏了多少特务，只等一声号令一拥而上，连人带物当场捕获。没见东西送过来，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三哥追问大姐：“现在它在哪里？”
大姐没说。当时车开到一个拐弯处，山坡上林木茂密，有相思树，还有一丛一丛的三角梅，红的紫的，满树满山。趁追击者的视线被林木遮挡，大姐当机立断，让司机小陈停车，要三哥带赵副官和小陈赶紧逃走。三哥争不过，被她拿着短枪驱赶下车。
她把车开走前，三哥再次追问：“阿姐！电台呢？”
“阿康记住：活下去。”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提到电台安全，却没交代被她藏在哪里。
“会不会一时紧张，只想让我们快走，没想起来？”三哥问姐夫。
以姐夫对大姐的了解，不会。大姐是急性子，心却细，从不误事。
“车里还有另外两个人，她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吗？”三哥分析。
按照秘密工作规则，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但是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单独讲，只能一起说，总比没交代好。赵副官和司机小陈都是大姐自己发展的同志，大姐相信他们，依靠他们一起解救三哥，不需要如此防范。
“会不会是她说了，或者暗示了，但是你没注意？”姐夫问。
三哥反复回忆，大姐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电台下落，也没有作任何暗示。
“她跟你说的，还有跟澳妹说的，有什么一样的话？”
只有一句，要他们活下去。生命受到威胁之际，她让自己去赴死，让亲人活下去，大姐就是这样的人。
姐夫思忖了好一会儿，点点头：“在这里。”
“什么？”
大姐的交代在暗语里，她的“活下去”既是明话，也是暗语，她让亲人们不畏艰难，坚持活下去，同时也把电台的踪迹藏在里边。
“在你们家后院的水井里。”吴春河断定。
三哥大张嘴巴，好一阵说不出话。
姐夫要三哥别操之过急，柯子炎不久前到家中查过姐夫，眼下一定还盯得很紧。为安全计，等一段时间，待风声稍平，敌人注意力转移后再设法回家去找。
姐夫离开游击区，由一位交通员领着秘密下山，踏上归途。
这一路风平浪静，台湾海峡波澜不起。几天后顺利到达台北，姐夫没有回到早先供职的报馆，隐身于一家贸易商行，以填写各种报表的商行低级职员为掩护身份。
这时相关地下人员已经奉命隐蔽，谢德灵认识的人，包括台南的六人小组、谢德灵在台北发展的组织成员，以及跟谢曾有过工作接触的其他人员，都按姐夫的要求各自深潜，防范于未然。吴春河回台湾后，岛内没有更多意外情况发生，大陆那边的叛徒老徐供出台湾一些地下同志，其中有人未及撤退，被军警捕获。
吴春河掌握的这一批人与他们没有直接组织关联，不受牵连。此刻大陆形势发展迅速，解放军占领上海，推进东南，台湾地下同志群情振奋，急于投入斗争，迎接解放。
吴春河说：“这个时候格外需要耐心。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
几天后，当局军警宪特在台岛南北同时行动，集中力量展开大搜捕。一时间警车呼啸，各大交通要道路口关卡林立，过往车辆行人被拦截盘查，一些重点地段重兵云集，全副武装的军警敲开居民人家，入室查验证件，搜捕可疑人员。
基隆一位地下负责人落入敌手。这位同志姓庄，早年在台南，是谢德灵六人小组成员，小组解散后，吴春河派他到基隆开展地下活动，成为一方负责人。谢德灵出事后他隐蔽乡下，日久无事，警觉放松，那一天化装成进城农民，悄悄回城办事取东西，落脚在一家熟悉的茶馆。当夜特务突然堵住茶馆搜查，他从后窗跳窗逃跑，未能逃脱。
吴春河得知消息，满心焦虑。他一边小心躲避当局的大搜捕，一边安排基隆地下人员紧急疏散，同时迅速了解各地情况，发觉大搜捕全面铺开，却也不乏重点，与谢德灵有关的几个人无一躲过，他们的家以及经常活动之处全部被敌军警光顾。
好在几人都已隐蔽，且警惕不失，没像基隆那位老庄跑到茶馆过夜，因此目前人都安全。
据目击者描述，特务在茶馆抓人时，茶馆外街上停着一辆轿车，有个戴礼帽的中年人站在车旁抽烟，体貌特征与柯子炎相仿。吴春河推测柯特派员杀回了台湾。新情况是否表明谢德灵没有撑住，已经叛变？闽南地下党没有传递这方面消息。谢德灵与当地没有联系，即使叛变，不会给当地造成多大破坏，因此闽南地下党可能没有察觉。
这年天气异常，台风来得偏早，初夏时节就有强台风登陆台岛，全岛风雨大作。
有一个特殊客人在军警大搜捕的恐怖气氛中，顶着台风大雨来到台北。客人来自香港，是吴春河的上级老林，吴春河到香港接头时，是他听的汇报。
他俩在台北一家小旅馆里见了面，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