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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山田乙三等12名细菌战犯作出了判决：山田乙三大将 关东军总司令 有期徒刑25年棧鼔V隆二中将军医 关东军军医部部长 有期徒刑25年川岛清少将军医 第731部队生产部部长 有期徒刑25年西俊英中佐军医 第731部队训练部部长 有期徒刑18年。
柄泽十三夫少佐军医 第731部队生产部科长 有期徒刑20年尾上正男少佐军医 第731部队驻海林支队队长 有期徒刑12年佐藤俊二少将军医 关东军第五军军医部长 有期徒刑20年高桥隆笃中将兽医 关东军兽医部部长 有期徒刑25年平樱今作中尉兽医 第100部队研究员 有期徒刑10年三友一男中士 第100部队工作员 有期徒刑15年菊地则光 上等兵 第731部队卫生兵 有期徒刑2年久留岛祐司（军衔不明）有期徒刑3年由于这些细菌战犯欠下数千条人命，且杀人手段残绝古今，而审判结果没有一人被判死刑，自然引起了各种猜疑。
一种说法是这12名战犯深刻悔悟了自己的罪行，对有关细菌战和用活人做实验的罪行作了彻底的坦白。川岛少将说：“日本对人类所犯下的罪恶，必须彻底揭露。”平樱中尉说：“对准备细菌战一事负有主要责任，而此刻未在受审者之列的罪犯天皇和石井四郎应予严惩。”菊地上等兵说：“我感到遗憾的是，与细菌战有关的主要罪犯没有在场。”久留岛说：“我对那些驱使我参加细菌战罪恶勾当的日本军阀表示无比的愤恨！”莫斯科广播了反映出他们悔罪程度的心声。
另有一种猜测，与对美国的观察作出的结论类似，即苏联承诺以保全12人的性命为交换条件，彻底搞清细菌武器的秘密。
苏联对细菌战犯的公审，尤其是在1950年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在细菌武器及细菌战这个被包裹得像石头一样严实的秘密上敲下了一角，让世界认识到了它的存在，感受到了它的残酷和恐怖。
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1）
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 东京 马尼拉 南京 广州
在伯力军事法庭上，有个叫三品的日本证人供认，他在日军驻上海的十三军团任侦察科长期间，于1942年参加过浙赣作战行动。这次行动的命令是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下达的，旨在消灭沿浙赣铁路，经过金华、龙游、衢县、玉山一带的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十三军团配属了细菌部队，石井四郎本人亦到前线给予了配合。
三品供认，在后来缴获的中国军队的文件中，他看到过衢县一带爆发鼠疫的报告。而另一个证人古都也供认，这次细菌战在浙赣引起病疫猖獗，造成大量中国军民死亡。
畑俊六是细菌战和毒气战的有力倡导者和推行者。从国民党政府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在畑俊六初任日本陆相的1939年及初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1941年，因毒气战而死亡的中国军人数两次达到最高峰。在他任这两个职务期间，仅毒气一项，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就达36000余人，这里没有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遇害情况，否则这个数字将成倍增加。1940年在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中，日军施放毒气达11次，使我一万余名官兵中毒；1940年5月，日军在山东泰安的红山战斗中施放毒气，使我300名八路军官兵倒地气绝，半个月后，在峄县朱沟村的战斗中又有350名八路军官兵被毒杀；1941年9月，日军在河北宛平县杜家庄施放毒气，伤害老百姓400多人；1942年5月28日，日军在河北定县北坦村发现地道，将大量的窒息性毒气向地道内施放，躲在地道内的800多名老幼妇孺大部中毒死亡……
在中国的土地上，处处蔓延着黄色的浓雾，它的边缘窜出无数条毒蛇，嘶嘶地吐着长长的毒信，静静地钻入门板、窗棂、石缝、庄稼、水井、沟沿。成片的中国人被它咬住了，倒在了地上，口中吐出黑色的血，面孔迅速暗了下去。
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的日军将领大有人在。
木村兵太郎在“扫荡”鲁西抗日根据地时，狂妄地命令部属：“这次作战的目的，是要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须不问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所有房屋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水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山下奉文率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在蠡县指使部下施放毒瓦斯，一次就杀害抗日群众70多人，制造了“王辛庄惨案”。
畑俊六、木村兵太郎、山下奉文实施毒气战和细菌战的罪行被掩埋在历史的阴影中。但他们犯下了太多太大的罪，他们作为甲级战犯，被押上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
杉山元自杀了，畑俊六是被逮到法庭来的唯一一个陆军元帅。他坐在被告席的第一排，他的左边是土肥原贤二，右边是广田弘毅。此时他的脸上既没有了杀气，也没有了骄横的帅气，而像抹上了捣烂的青杏子一样，又苦涩，又难堪。
检察官指控他犯有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纵容、唆使部下杀戮中国平民和俘虏、奸淫妇女、抢劫和破坏财物等罪行。
法庭庭长韦伯问道：“你是否承认有罪？”
畑俊六回答：“对于全部诉因主张无罪。”
然而他打颤的声音里暗含着来自记忆的战栗。
1938年2月，畑俊六接替松井石根担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当年10月，他指挥日军占领武汉后，在他的纵容和唆使下，南京大屠杀的惨象又发生了。
在江汉路海关前，兽兵抓住80余名中国居民，当场刺死几个，随后将其余的人推入江中用机枪扫射，鲜血顷刻染红了江面。而兽兵们却站在岸边拍手大笑。大智门附近和华景街横七竖八地躺着无辜百姓的尸体。
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杀人、强奸、抢劫、放火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汉口一位老商人带着亲眷到租界避难，兽兵在半道截住了他们，将老商人的头按在大石头上，用斧背砸断他的颈骨而致死，几个随往的女眷全被奸污，一个年轻妇女惨遭轮奸后被杀死，尸体被兽兵踢入河中。武昌下新河一个防空壕内躺着十几具被辱又被杀的裸体女尸。武汉特三区内发生过奸死孕妇的惨剧。在汉阳，兽兵从一名中国妇女的棉袄夹缝里搜出几张法币，不但抢走了法币，还挖掉这个妇女的眼睛、鼻子和乳房，砍断四肢，残酷地将她折磨死。放火的事件不断发生，民权路、民族路和襄河一带的民房被兽兵纵火烧成一片瓦砾。随处可见兽兵们手持刀斧，破门入户洗劫财物。中山路上所有的商店全部被日军霸占，他们还在大白天任意对行人搜身抢劫。畑俊六进驻武汉后，立即下令开设了“汉口野战邮局”，让兽兵存汇赃款，大大助长了兽兵的抢劫行为。该邮局局长向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透露，日军占领武汉的头一个月，不包括军官，仅日军士兵的存汇款即达到一百二十多万日元，约合现在的三十多亿日元。几年之后，在日本第二十三军司令官酒井隆的指挥下，这一幕惨剧再一次在香港重演。
1939年至1941年，畑俊六回国连任阿部信行和米内光政两届内阁的陆相。1941年又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身分再一次入侵中国，在中国犯下了新的更大的罪行。1944年，他调集五十万日军、十万匹战马、一万多辆汽车、1500门大炮和250架飞机，发动了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经过八个月的激战，击溃了国民党五六十万军队，占领了7个空军基地和36座机场，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三条铁路干线，攻取了洛阳、长沙、桂林和福州4个省及郑州等140个大小城市，从而打通了贯穿中国大陆的交通线。由于战功卓越，畑俊六晋升为陆军元帅，天皇亲授他一级“金鵄”勋章。而在这场战争中，几千万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生命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仅江西萍乡一地，就有19000余人遭杀害，6000千余名妇女被侮辱，700余间房屋被毁，被劫米谷50000担、棉花9500担，被毁的家具价值4700余万元。
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2）
尽管嘴上不认罪，尽管心里不服输，但怎么也无法摆脱缠绕着他的恐惧。他毕竟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法庭进入量刑阶段后，美联社著名记者哈里斯进行了预测，他认为畑俊六罪恶深重，很可能与东条英机一道被判死刑。畑俊六闻知胆战心惊，整天提着脚走路。
法庭最后判处畑俊六无期徒刑，畑俊六闻之一愣。为时两年多的审判如同揭不开的穷阴，他的内心早已涝死了，霉变了。当他接到一缕活命的阳光时，反而感到万分惶惑。他甚至是兴奋地向法官深深鞠了一个大躬。
木村兵太郎和山下奉文都曾在华北战场与八路军交手，多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讨伐”和“扫荡”。由于是与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的人民军队较量，所以他们都显得愚笨无能，八路军想打他，他就损兵折将，落下一个打着绷带拐着腿的败相；八路军不想同他打，他也没什么办法，东追西扑，左冲右杀，徒然地被八路军牵着鼻子耍，最后只得无可奈何地站在一个没有对手的空地上，又喘又叫地拄着战刀生闷气。
1939年5月11日，木村兵太郎率兵八千，将罗荣桓的一一五师师部团团围定在山东泰肥山区的陆房小平原附近，激战一天没占到什么便宜，晚上歇歇。次日早晨，木村指挥强大的炮火向八路军阵地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而后像瞎子走路一样，一步一步惊惊战战地进入陆房，岂料罗荣桓的部队已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乘夜色走出包围圈。木村兵太郎只得扛上自己的1300具尸体衔辱而归。另有一次，木村兵太郎命令田敏江步兵大队进犯梁山根据地，结果被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营包了饺子，包括田敏江大队长的600余人悉数当了肉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