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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解放”军内一大批被打倒的将军、平反“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工作，也提到了周恩来的办事日程上。
也是在1972年底，周恩来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贺龙元帅的案子。毛泽东听着听着，竟拍案而起：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头赞同，并说：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这是一次落实干部政策的极好机会，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有关会议，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决策定下来以后，各部门都在想办法落实。
作为军队系统实施“解放”的机关，总政治部首先想到从军内被打倒者中级别最高的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入手。
对军队干部的“解放”，周恩来为总政治部选定了突破口。
总政治部立即派出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贺龙同志是要平反的。但是，毛主席和总理没有说贺龙同志的案子让你们总政治部去平反。”说起来也是，因贺龙不仅是元帅、军委副主席，而且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总政从元帅入手“解放”干部的愿望，看来有一定难度。正在他们为难之时，周恩来急召负责军内干部“解放”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将军和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到人民大会堂商议办法。
见了面以后，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和钟汉华，曾分别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治委员，1967年因武汉“七二○”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打倒的，一个是上将，一个是中将，都已蒙冤6年之久。
田维新和魏伯亭马上就明白了周恩来的意思，军队高级干部的“解放”工作，从将军们入手，先以陈再道和钟汉华作为突破口。
古稀之年（5）
经总政治部具体操办，周恩来在上面做工作，虽然“解放”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报告送政治局讨论时遇到了来自江青等人的阻力，但最终仍然通过了。
突破口打开以后，周恩来让总政治部继续前行。有的将军的“解放”是先由总政提出意见，送周恩来批准；而许多则是周恩来亲自点将的。
由于被解放的将军中大多是被江青一伙亲手打倒的，这使得“解放”工作极为艰难。要“解放”他们，谈何容易。江青在政治局内外设置了重重障碍，百般刁难。
然而，在周恩来看来，“解放”干部的工作刻不容缓，必须排除阻力……
经过一番艰难的周折，最终有175位将军得到了“解放”。这些将军，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威震敌胆的人物；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国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为“解放”这些部队的英才并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将才的“解放”颇费周折，而帅才的“解放”则更加不易，更需周密行事。
在“解放”将军们的同时；邓小平复出的大门也在缓缓地打开。
经过一番艰辛，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交代汪东兴：要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就在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的问题办妥的时候，周恩来迎来了他的75岁生日。对周恩来而言，人生旅程每向前跨出一步，就意味着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忧虑多生出一分。因为许多事还没有办。晚年周恩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要想法把未完成的事情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来完成。
75岁刚过的周恩来，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的时候，加快了周密策划把邓小平一步一步地重新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步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两种力量激烈交锋的主战场。江青是最不喜欢邓小平的，因为邓小平“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对江青等人搞阴谋活动从不让步。
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等情况，鉴于毛泽东有意“解放”邓小平，政治局最终仍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的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3月9日，周恩来告诉毛泽东：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他还将当天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写信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信中提出：政治局认为邓小平复职的问题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并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看后当即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的事，终于有了着落。周恩来长舒了一口气。只有这件事办出了眉目，他才能遵从毛泽东的意见考虑自己的休息问题。
1973年3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解决邓小平复职的问题后，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有话要说。果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政治局简要说明了从年初以来自己病情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检查治疗的具体步骤。
这次政治局会议，亦喜亦忧。忧的是那层笼罩在头上的不祥之兆：周总理的病情正在恶化！
周恩来极少提出休假的要求，这次他却不得不正式向政治局提出：请假两周，接受检查治疗。
在会上，他还对自己离开后两周时间内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
次日，这一安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再次前往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接受医生的全面检查和治疗。
古稀之年（6）
行前，周恩来交代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请他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
上了玉泉山后，周恩来仍然安不下心来休息。他始终惦记着刚刚回京的邓小平一家，特意委托邓颖超到邓小平的住处去看望。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经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父亲回答女儿：“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得知兄长周恩来已经病重，邓小平亦心如刀绞。他想象得到，自己下放江西3年多，虽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暂时消失了，但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身体却未曾受到多大的损伤；处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漩涡中的周恩来，却被无休止的工作和阴谋家们无休止的迫害，极度地损耗了身心的健康。
治疗中的周恩来，急盼着身体尽快好转。病情稍有点稳定，他便遵守了“请假两周”的诺言，于3月24日下山，返回了中南海。
下山后的四天里，周恩来便忙得毫无喘息的时间。这几天，除了急待他处理的一些重大问题外，还要接待来访的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直到28日签订了中国和喀麦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后，周恩来才喘过一口气来。
3月28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等人约见了还未正式开始工作的邓小平，商议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后的工作安排。第二天，为给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好的条件，周恩来又约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
当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身份作出如下议定：
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
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这件事办妥后还没有几天，周恩来又不得不接受医疗组的意见，于4月2日至9日再次到玉泉山接受一个星期的手术治疗。治疗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再一次与邓小平夫妇进行了长谈。在这样的时候，每次与邓小平谈话，周恩来都充满了极大的寄托。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周恩来选择了4月12日。
4月12日晚，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周恩来有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这次招待会，周恩来特意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前来参加。
除了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周恩来还有另一个目的，他要让邓小平在这次热闹的场面上出现。前来参加宴会的许多人都惊讶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被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打倒”并在中国政坛沉寂了6年之久的邓小平，再次回到了中国政坛的聚焦点上。
第二天，国外新闻媒体纷纷传播了邓小平复出的信息，敏感的人都意识到：被“打倒”的邓小平重新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这表明中国的政局已经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
也有人对邓小平的复出产生了种种的猜疑。被邀请参加4月12日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是这样描述那晚的情景的：
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指邓）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