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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得接受多家单位的轮番批斗。他整天穿着破旧衣服，被撵在原来警卫员居住的小屋子里栖身，工资也没有了，每月仅发给生活费十五元。这时，他开始学着给妻了补衣服，补上了一个破洞后就像小孩子那么高兴，精神状态实际上已经麻木了。讲到这里，章诒和女士唏嘘掉泪，她悲愤地说：“像我父亲这样有漫长经历的人，人格上的污辱比肉体上的折磨更加难熬啊！”不久，身心备受摧残的章伯钧患上了多种疾病，由于他的医疗关系已从北京医院转到了人民医院，他无法享受过去的保健医疗待遇；但人民医院在那样的环境下，也不敢收治这天下第一号右派。万般无奈之下，李健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北门，在严寒的风雪中站了两个多小时，恳求警卫能把信送进去。警卫被李健生的恳求感染了，他们安慰她：“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负责为你把信送到！”后来，估计周总理看到信有所指示，人民医院很快收治了章伯钧。但是在那个残忍、疯狂的年代，章伯钧的病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彻底、有效的治疗，他终于在1969年5月17日带着人间深深的不平，带着内心无限的悲怆、愤懑，含恨去世，享年74岁。
章伯钧病逝那天，李健生从医院料理完有关事宜回家，路上遇见梁漱溟、张申府，他们关切地问：“李大姐，你到哪里去了？伯钧好不好？”李健生哽咽着回答：“伯钧刚刚咽的气——”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梁漱溟仰对苍天，悲凉地说：“死了好，免得再受苦了。”
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章伯钧，身后没有追悼会，他的骨灰与普通去世的人的骨灰一样，寄放在老君堂内，李健生对此并不计较，反而说：“他和普通人在一起，非常好。”比起死后连骨灰也找不到的罗隆基来，章伯钧还算不幸中之大幸。
1980年，****中央决定给反右扩大化而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改正。经过复查，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外，其余被错划的数十万右派均获得改正、平反。中央统战部领导召见了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和女儿章诒和，传达了中央关于章伯钧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的决定，并说：“当年给章伯钧先生划右派的材料许多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轮流坐庄’则是××先生在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算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主要用的是×××的揭发材料，即章伯钧说的：‘******是一个上帝加三百万清教徒’等材料。”对此，李健生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
不久，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将章伯钧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章伯钧在地下终于获得最好的归宿。
“李健生教育基金会”
李健生女士不仅是章伯钧的生活伴侣，她生前也一直是位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从年轻时起，她就参加了革命活动。
李健生一生中受两个人的思想影响最大，头一个当然是她的丈夫章伯钧，另一个人就是邓演达。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到达北平，他听说李哲生的妹妹在北大医学院读书，便马上去看她。他见李健生宿舍里堆满医学书，便问她：“你是否想成为一个名医？”李健生说：“我只想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报效国民，服务社会。”邓演达说：“你的志向是很好的，但对于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但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漫长、曲折，从而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这个使命，作持久的奔跑。”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健生跟随章伯钧南北奔波，成为章伯钧在事业上的助手。“福建事变”时，李健生为了帮助丈夫做好“计口授粮”的试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她安排伙食、接待来访、拟通知、作记录，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不叫一声苦。1949年9月，李健生于40岁盛年之际，带着两个女儿从香港到达北京，应邀与丈夫一起参加了全国政协。
建国后，李健生担任了北京的卫生局副局长，她在这个岗位上卓有建树，受到市民和北京市领导的好评。李健生女士还是民盟成员，在盟内分管妇女工作。1956年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她率先提出社会人口问题，建议适当提高妇女婚龄。1957年，章伯钧被划为右派，有人动员她离婚，她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离婚，绝对办不到。”第二天，这段话上了北京各大报，她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一顶右派帽子。
“文革”后，李健生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副主席，1990年病逝于北京。1993年，章伯钧先生的三位子女共捐款人民币二十万元，在李健生女士的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用以奖励该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
章伯钧作为一位对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卓越贡献的职业革命家、视天下为己任的优秀知识分子，却落得如此悲惨结局。极“左”岁月留给后人的思索是沉甸甸的。
（此文原载于徐福生主编的“目击20世纪从书”《共和国风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