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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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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生所谓“一模”、“二模”和“三模”,更没有那“最后的一博”,这些都没有。焦虑,期待,兴奋……这些也都没有。还是这些学生,大家一起走,一起来,只不过换了一个门,他就成了高中一年级学生。
  但是益肇心里明白:“这所高中每年大概有20多个毕业生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这数字满足了这个华人家庭的某种心理期待。
  “几年以后,我将成为这20多人中的一个。”益肇这样想。
  排队的文化
  我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都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是不告诉我。我也没有办法,因为美国的家长都是不问这些的。
  ——李开复
  “我是中国教育制度中饱受摧残的一代,‘填鸭式’的教育、一级一级地考上来。”韩这样说。
  韩现在是微软公司的部门主管。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出生在北京。他说他经过了一个“没有快乐的童年”:从清华附小,到清华附中,然后是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学生,一定对“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话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懂得那是他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标准。可是,他后来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遇到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的这个观念。
  那一天,学校里的一群学生发动了一场投票运动:决定是否需要向招聘者提供毕业生的成绩。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反对公布自己的分数。老师们为此不满,在他们眼里,这学校一直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过去几十年里,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他们一直为学生的优秀而自豪,也乐意向招聘者公开学生的成绩。尽管如此,校方还是不能不尊重学生的决定,对外宣布:今后学校将有义务为学生的成绩保密,招聘者也不得过问学生的分数和名次。
  韩对这种事情闻所未闻,甚至无法想象。事实上,他在那天投了赞成票。他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生,所以从不担心公开分数。恰恰相反,他担心,如果不说明分数优秀、名次靠前,将会影响自己未来就业的机会。让他惊讶的是,那时候美国大多数商学院已经采取不公开学生成绩的制度,更让他惊讶的是,他毕业之后几次应聘,人家果然不问成绩,而且这个制度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就业。这时候他才发现,分数在一个学生未来的道路上,真的不能决定什么。这同韩在中国积累的那些教育经验,真有天壤之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文化是一种“排队的文化”,这一文化后面包含着两个东西:
  1。大家都必须遵循同一标准——分数。
  2。大家都想得到同一个东西——大学录取通知书。
  高考前的三个月里,“排队的文化”放射出最耀眼的光彩,你不仅要知道你在班里是第几名,以及在学校里是第几名,还要能够计算出,你在你居住的城市是第几名,甚至在全省是第几名。然后所有的父母都带领他们的孩子酝酿“志愿”。志愿表上有十五栏是空着的,所以在理论上你可以填写十五所大学和专业。这时候,“名次”让人兴奋也让人悲伤,而且无论多好都不能让人心安。如果那“名次”能够上一所普通大学,父母会想:为什么不是重点大学呢?如果能上一所“重点大学”,父母会想,为什么不是清华北大呢?如果能上清华、北大,家长会想,还有那几个最热门的专业呢,还有哈佛麻省呢!
  可是在美国,无论是学校、社会还是家庭,衡量一个孩子的标准都是很不同的。有些家长注重孩子的数学,有些家长注重孩子的演讲。有些学生毕业后去了哈佛麻省,大家都知道他很好。有些学生去了一般的大学,大家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好。有些孩子不想上大学,父母不会强迫他上。美国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一个A就会觉得很光荣,可是中国家长要孩子全部都是A,才会说你好。那些在美国读过书的“微软小子”,有一个共同的经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是第几名。等到他们成了父母,又从来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是第几名。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朱丽叶和她14岁的儿子沃伦这里来。
  有一天,有个中国记者告诉他们,在中国,学校有时候会把学生的成绩排出名次表,张贴在墙上,这位美国母亲闻声惊讶不已:“怎么会这样呢?”
  沃伦:“不管学习好不好,每个学生都应当是平等的。”
  朱丽叶:“美国的学校鼓励你和自己竞争,比你自己更好,不是和别人比。我们在爱尔兰的时候,那里的学校就是鼓励学生超过别人,这也许有点像中国。”
  记者:“你在班上比其他学生小两岁?”
  沃伦:“对。”
  记者:“有没有人说你是神童?”
  沃伦:“没有。我也不希望别人这样说,大家都是平等的。”
  记者:“有没有人欺负你?”
  沃伦:“没有。”
  记者:“你知道你的成绩是第几名?”
  沃伦:“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记者:“老师有没有说你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沃伦:“没有。我的老师从来没有说我是榜样。”

第36节:第三章 我到底要什么?(11) ↑回顶部↑

  朱丽叶:“我也不希望他是榜样,如果他是最好的,那么就会有另外一个学生被用来做比较,这样不利于那个学生的自信。比如,你在学习画画,一个老师拿来‘蒙娜丽莎’,然后对你说,你看人家画得多好,你画得不好。这有利于学生学习吗?”
  这种想法在美国的教育中是很自然的,但是那些到美国去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会对美国学校的“不排队”感到意外。李开复在70年代初期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就发现“美国的学生没有排队的概念,他们不关心自己的分数,也不知道自己的名次。”大约十年以后,张益肇在美国读高中,也有一番感受,和李开复完全一样:
  我们这些华人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读好书。可是美国的学校里几乎不存在“排名”的概念,美国父母也没有“名次”的感觉。这种信息根本就不存在。美国学校一般会把学生的成绩做成一个曲线图,比如100分的有几个人、90分以上的有几个、80分以上的有几个。你看到这个曲线,就会知道自己大概的位置在哪里。每个人的分数只给个人,别人是不知道的,学校把成绩单给家长,不过家长也不知道你的位置。父母只是看到A,B,C这样的成绩。如果你都是A,那肯定是不错的,但如果你都是B,也不一定不好,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在什么位置。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第几名。美国学校强调的是你个性的发展,你的独特的地方,而不是你的名次。当然也不是不分优劣。美国的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前20%的学生可能会颁发个类似缎带的东西,表明你是比较优秀的学生,作为纪念。后80%的学生也不会给你排列出来,无论前面的还是后面的,都是不公布的,自己的位置是属于私人的东西。有些人满意,有些人不满意,都是自己的事,由他自己来决定要更加努力还是保持现状,别人都无所谓。
  又过了20年,李开复的女儿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入学之后有一次考试,考完之后分成三个班,起的名字叫“黄班”、“蓝班”、“绿班”,不分先后,至于哪个班好哪个班差,无论孩子还是孩子的父母,都不在乎。李开复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总是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是不肯说。他没有办法,只好打道回府,去问女儿,可是女儿也不知道。
  女儿在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学校设在山上,被郁郁葱葱的红杉环抱着,规模很小,只有大约100个学生和9个老师。副校长名叫多维特,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女人。“我们每学期都有一次考试,每个星期还有测验,但我们不公布成绩,也不分名次。”她坚决地说,“美国人不喜欢把孩子分成好的坏的。这会伤害孩子,影响孩子的成长。好还是不好,都是个人的事情,与别人无关。这是美国的文化。”
  李开复的童年在台湾度过,那里的教育和中国大陆如出一辙。他还记得,那时候他特别清楚每一门课考了几次,平均几分,期末考试又是多少分,排第几名。他说:
  说实话,这种“排队”的心态,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脱离,总是想让女儿也有个好名次。有一天她的成绩单来了,三门100分,三门95分,对她来说,这是很好的成绩,可能是她考得最好的一次,也许是班里第一名。我跟她开玩笑,说:“你的成绩怎么越来越退步啦?”她说:“是吗?可能是没有很努力吧。”她考了3门100分啊!可是她的脑子里完全没有这个概念。虽然她也想有个好成绩,她也知道我们在乎,想让我们高兴。她也知道考试成绩好了有奖励,可她还是不知道“3门100分”算个什么。
  我凭什么进入麻省理工
  中国的高考制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一次定终身;一个是只看考试不看别的。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害人。美国的顶尖大学强调你的个性,而不是你的名次。
  ——张益肇
  1985年暑假,张益肇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这一年益肇17岁,一副东方人的身架,个头儿本来不高,又很瘦,看上去比他的年龄还要小。他已经成为老师和同学心中的“天才少年”,可是妈妈总觉得他发育不良,当他离家去麻省的那一天,不免担心他是否能照顾好自己。
  其实这不是益肇第一次离家。读高中的时候,他曾去哈佛大学的数学学校读书,有好几个月在那里独自生活。那时候他只有16岁,觉得离家的日子特别长,还非常想家。但是在哈佛的日子给这个孩子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感受到一种欲望,这欲望是那么强烈,压倒了他对母亲对家庭的依恋。
  “我将来上的大学,”他对自己说,“不是哈佛,就是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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