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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
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但它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清人（後金）在建国之前曾臣服於明朝的事实，清入关之後南明诸朝廷（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长达20多年的历史，《明史》都隐讳未书。康熙皇帝原已批准将福王、唐王、鲁王、桂王附在思宗本纪内，而康熙五十年爆发了南山案後就被禁止写入了。
赵翼作《廿二史札记》，已对《明史》中的缺失有所评论，只是出于对官修正史的顾忌，未敢加贬斥之辞。近世史学家柴德赓教授曾经指出：“如‘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一题下，应加‘不当’二字，才与内容符合，但却从略。‘刘基廖永忠等传’条，下未接‘疏舛’二字，‘乔允升刘之凤二传’下未接‘重复’二字，此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①赵翼原文虽然委婉，《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中亦云：“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份也。”《刘基廖永忠等传》一篇，则论其述史之不确。以朱元璋征陈友谅一役，《太祖纪》记：“戊戌，克安庆。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陈友谅传》所记略同。《廖永忠传》加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总之皆称先克安庆，后克九江。而《刘基传》中却记，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刘基请径趋江州，捣其巢穴。按此说则江州之陷前，安庆未克。所记不合。与此相类，《张玉传》记东昌之役，成祖被盛庸军包围，力战而出。张玉不知，突出阵中欲救成祖，力战而死。而《朱能传》却称，成祖被围，张玉力战而死，朱能率周长等力战，救成祖出。张玉究竟死于成祖突围前还是突围后，二传所记不合。事虽并非关键，但确为述史不严谨之失漏。
《明史？卓敬传》记卓敬之被杀，称成祖欲活之，但功臣姚广孝与卓敬有隙，从旁进言劝杀。此乃据明人野史杂传，考其史实，广孝实未从成祖之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
师入南京，亦无从谗杀卓敬。《明史》记建文遗臣之事，为表彰忠义，较多搜罗，野史传闻亦有所采用，难免有误。
四川廖麻子、曹甫起义，曹甫之被杀所记亦有抵牾之处。《洪钟传》记其为廖麻子所杀，《林俊传》则记曹为指挥李荫所擒杀。
《乔允升传》记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并一一列举易人之事。《刘凤之传》中亦有此段文字，并且一字不改照录于传中。此二传一在卷二五四，一在卷二五六，相隔只两卷，不及订正。“盖卷帙繁多，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也。”①至于书中此类错误不足之处更多不胜举，故史家多作考证文字。
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九十九） ＇本章字数：3000 最新更新时间：2011…02…21 10：00：00。0＇
如地理设置，记兰州于成化十三年九月复为州，而实录则记在成化十四年四月复县为州。成都府南江，《明史》作正德十一年置，《大明会典》卷十六记为九年添设。如太仆寺之设置，《兵志》中记为设四十牧监。《职官志》、《大明会典》均作“十四牧监”。《兵志》中之 “四十牧监”，系承袭《明史稿》中之误。北畿计丁养马，始行于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实录中有记。《明史？兵志》记作十二年，恐为误以月作年，未经核订之故。
《明史？艺文志》史论颇为推崇，然其中失误之处亦不少，前举所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误入志中。再如所著录陈仁锡《周礼句解》六卷，据考体例文字多剽窃猥杂，系坊贾托名，而非出陈仁锡之手。修志人似未睹原书而录。顾起元《说略》亦同此，《艺文志》作六十卷，而顾起元自序记，全书只三十卷，志中误记六十。再如《艺文志》中著录杨慎《墨池琐录》1 卷、《书品》1 卷、《断碑集》4 卷，而遗漏《画品》1 卷，估计也是成篇时未及仔细订正之故。
其述史不一之处，尚有表、传之不合。如吴悼王允？之死，卷一○三《诸王世表》作永乐十三年卒。卷一一八《吴王允？传》则作“永乐十五年卒”。《宰辅年表》汪广洋，洪武三年左丞。而《汪广洋传》则误记为右丞。李贤天顺元年为吏部右侍郎，则当依《李贤传》为左侍郎。又有志、传不合之处，如《徐光启传》记所进《日躔历指》一卷，《艺文志》作四卷；《通率表》一卷，《艺文志》作二卷。均不合。
此类小疵，不胜枚举。以《明史》三百卷之多，虽经修纂日久，难免有失误之处，众人成书，或有顾及不到，在所难免。而《明史》中真正失漏之处不仅在此，而在其有意隐蔽史实。
清初修《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于清与明本身之关系。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末建国前曾臣于明；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清朝的发祥，大概与明朝的建立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入太庙之始。肇祖即童猛哥帖木儿。先袭职为元朝万户，后归明朝，授建州左卫指挥，升至都督。清称都督孟特穆，追尊肇祖。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
据《明太宗实录》所记，明永乐间即有关猛哥帖木儿之记录。近代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先生曾对清之世系作有考订：“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①建州女真于明代入朝进见、上贡、袭替、改授及与周边之关系活动甚多，但此均清朝发祥后为明朝之臣的明证，为清廷所讳，因此在《明史》中不但不许见建州女真，而且凡是 “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①自古以来，凡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之处，难免没有曲笔。但是一般来说，大都相涉年代不多，其掩饰之处，读史者也能意会其中缘故，从未有如明朝与清朝这样关系始终，“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者。
凡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