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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对象就是斯金纳。
高级武官意外丢失“公文夹”使克格勃机关对斯金纳更加注意。他们开始怀疑斯金纳可能是“两面间谍”，他也在为英国的情报机构干事。
“斯金纳，你必须让柳德米拉回到苏联来，这件事对你、对我都很重要。”
阿列克夫一再向斯金纳施加压力。
而且克格勃密探注意到斯金纳开始在“料理后事”。至此，克格勃不得不转而对他采取强硬手段，威胁要对他下手。
“斯金纳，我希望你考虑一下后果，因为自你一踏进谍海，这生命就不是你自己的了。”
阿列克夫话里藏刀。
“那只有随便了，因为我非返回英国不可，那里有我的妻子和儿子，那里有我的落脚点。”
斯金纳虽是这么说，但他觉得确实大势不妙，因为谍报组织是什么手段也会使用的。他心情沉重，时常神情紧张，举止失常。
5、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
善施心计的斯金纳不得不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自己要回伦敦处理一些商务，然后做通柳德米拉的工作，再返回俄罗斯国土来。
接触过斯金纳的人都知道他在说谎。
“斯金纳，可以这样告诉你：你的家无论在哪儿都休想安宁。”
1983年6月14日深夜，斯金纳给住在伦敦的柳德米拉打了一次长途电话，这也可能是他在世时打的最后一次电话，他告诉柳德米拉，自己会很快回到她身边。
尽管斯金纳有些话是用他和柳德米拉才能听懂的暗语讲的，但克格勃人员全部窃听了他们的通话内容，并破译了他们谈话中的“密码”。
6月15日，斯金纳神情恍惚而紧张，他整天不敢出门。白天他用便笺写了封短信，悄悄地敲开四楼邻居凯恩家的房门。
凯恩上班去了，只有他夫人在家，斯金纳把手指放在嘴边，示意她不要出声，请她赶紧把这封信转交给英国大使馆。
凯恩一家是斯金纳的密友，他们从斯金纳那里得到不少好处。在斯金纳将密信交给凯恩夫人后，凯恩夫人立即赶到她丈夫办公地点英国兰克———塞罗克斯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凯恩接到信后迅速驱车前往英国大使馆，当面把信交给了使馆负责安全事务的一等秘书约翰·伯内特。
两小时之后，在伯内特的安排下，斯金纳坐车到了英国大使馆，伯内特为安全起见，又把他送到使馆的乡间别墅。
6月16日清晨，斯金纳又被带回大使馆。在一间密室里，同副大使戴维·拉特福德和伯内特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斯金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
第二天，也就是6月17日上午，人们发现斯金纳暴死在公寓外的楼道旁。
在苏联谍报机关克格勃的绝密档案中，丹尼斯·斯金纳属“两面特工”一类。大量的事实证明，斯金纳是英国情报机构打入克格勃内的超级间谍。
十几年来，斯金纳骗取了克格勃官员，特别是阿列克夫的信任，他以国际电子计算机专业为掩护，刺探了苏联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就在斯金纳企图逃离苏联时，克格勃已密布下行动谍网。
“英国安全机构里面可能有内奸。”斯金纳在英国大使馆内曾对伯内特密谈过。当时他计划3天内返回伦敦，但又担心克格勃在他登机之前下手。他要求使馆人员把他藏起来，躲一个时期再动身。
然而，使馆的官员没有同意他的请求。伯内特和拉特福德对斯金纳的安全也曾表示担心，但又认为躲起来无济于事，还是让他按原计划于6月20日飞回伦敦更好些。
但是斯金纳在离开乡间别墅返回他平时住的公寓后不久，便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1983年9月，也就是在斯金纳被秘密埋葬后不到3个月，英国情报机关逮捕了欲想出逃的英国情报机构苏联处处长迈克尔·贝坦尼。
出卖绝密资料的人
1、要求交出那个被通缉的人
1998年5月15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本特纳监狱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以色列内阁秘书丹尼·纳韦。纳韦探视了一个在这里关押了12年的犯人乔纳森·杰伊·波拉德。随着纳韦的一声轻语，波拉德泪流满面，喜极而泣。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日前决定，承认波拉德为以色列间谍。因此，因向以色列出售美国军事情报而已身陷囹圄12年的波拉德有望获释。他怎么能不激动呢？十多年前，美国海军情报分析员波拉德出于犹太复国主义激情，将美国数以千计的绝密资料出卖给了以色列……
1985年12月21日。华盛顿。晴转多云。
一辆野马牌轿车突然闯进华盛顿特区以色列大使馆院内，驾车者是一个身材矮胖、有点秃顶的青年男子，他身旁坐着一位漂亮的小姐。当时，正有一辆轿车开进使馆，野马车紧随其后，绕过那辆车，开到使馆楼前的停车处。一个以色列卫兵正要拔枪，那位开车男子大声喊叫：“我是寻求避难的犹太人，联邦调查局在追捕我。我需要帮助。”
卫兵有些不解：“美国是以色列最主要的盟友和支持者，联邦调查局更不可能迫害犹太人。”
过了一会儿，跟踪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通过大门口的内部电话与以色列使馆卫队联系上了。要求交出那个被通缉的人，他的名字叫乔纳森·杰伊·波拉德。
使馆的负责人对此非常恼怒。一天以前，他曾接到波拉德本人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处境不妙。那位负责人对他说，如果能甩掉联邦调查局的追踪，他可以到使馆来。可是现在，联邦调查局的人就在门口，他不可能保护那个曾为他们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美国犹太人了，“否则便会直接破坏以色列和美国良好的外交关系”。他决定将波拉德和他身边的那位女子交给联邦调查局。波拉德就这样踏进了终身监禁的大门。
波拉德在美国海军情报和反恐怖部门工作，他只是一个文职官员，而他身旁坐着的那位女子正是他的女友安妮。
1954年8月7日波拉德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他的父亲是一位微生物学家，波拉德从小崇拜以色列，1967年以色列的六·五战争使他萌发了强烈的亲以情绪，担心以色列会被消灭。1970年他随家人第一次访问以色列，用他母亲的话说，“他仿佛到了天堂里一样高兴”。
2、终于等到了机会
1976年，波拉德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又进入特夫茨大学的弗莱切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研究生，但他没有获得硕士学位。1977年他申请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对他进行了测谎检查，结果认为波拉德“将是一个奇异的说谎者，当间谍也是善于空谈的特工，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吸毒者”，因此，波拉德的申请被拒绝了。但波拉德并不死心，1979年他又申请加入海军情报机构。五角大楼国防调查局对他的背景进行了正式调查，并询问了他的父母及同学。国防调查局没有发现波拉德有什么问题，而中情局也没有向国防调查局通报它对波拉德的鉴定，因此，波拉德如愿以偿。他被美国海军聘为文职情报分析员，此后，他又在华盛顿地区的一些情报机构供职，如海军调查局、海军情报和支援中心等。
1984年6月，美国对贝鲁特的汽车爆炸造成241名美军官兵死亡的恐怖主义事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建立了“反恐怖主义警备中心”，选派了为数不多的情报工作人员，其中就有波拉德。“这个中心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恐怖主义事件的事实、线索和传闻，以及可能受到攻击的目标、潜在的袭击者、支持恐怖分子的团伙和个人等等”。在这个机构里，波拉德不仅有一台可以与联邦情报系统数据库联通的计算机，有权借阅绝密文件，而且还拥有更高级的接触“封闭性机密材料”的许可证。此外，他还持有华盛顿特区用处最大的借阅证，这种叫做“信使卡”的证件为他提供了进入机密档案馆并将文件带回办公室分析的机会。
波拉德从小就梦想为以色列谍报机关摩萨德服务，到了1984年，也就是他正式成为美国海军情报员后不久，终于等到了机会。一次，波拉德的一个朋友向他谈起以色列空军上校阿维姆·塞勒，波拉德要求同他见面。
塞勒身为以色列空军高级军官，又是屡立战功的功臣，对于会见美国情报人员，他十分谨慎，他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以色列驻纽约的领事馆，直到这一年的五月，塞勒才得到上级同意他同波拉德会晤的书面文字。
5月29日下午，他们两人在一家酒吧单独会面。“你好！塞勒先生。”波拉德一见塞勒，就对他印象很好。
“我希望我们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也是犹太人，希望能为自己民族做点事情。”“好的！我会配合你为我们的民族服务。”
塞勒也很相信波拉德。
随后，波拉德告诉塞勒，他愿意为以色列政府充当间谍，他直截了当地对塞勒说道：“我可以帮助你们，你们都不知道美国有多少重要情报没有提供给以色列，这些我可以办到，冒再大的风险也要为犹太人工作。”
3、带进了设在美国的一个密点
波拉德还详细地谈了他可以接触到哪些机密情报，而且表示要马上投入战斗。
初次见面，来者就如此露骨，使塞勒有些为难，他怕中了对方的圈套。
“我希望下次见面时，你能帮我们搞到美军指挥中心的一份作战图。”
为探虚实，塞勒要求波拉德第二次见面时一定要拿一份情报来看看，并要求波拉德把他的住址附近的公用电话号码告知他，塞勒用希伯来语将这个电话编了代号，以后便于联系。
7月7日傍晚，波拉德主动约塞勒来到一家夜莺酒吧。这次波拉德带来了作战图，还有47份绝密资料，他要一开始就向以色列谍报人员显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