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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宁不愧是一个体育老师，他把这间关押自己的牢房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各种体育锻炼的训练场。他告诉自己，留椿屋虽然不是牢房，但我现在就是坐牢，我不能在有朝一日像真正刑满释放的犯人那样脸色苍白地出去，我得晒太阳，我出去时也得有健康的肤色和体魄。
每天清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穿过铁栅栏投射进房间，毛宁就搬过椅子，面朝太阳，眯缝起双眼，享受着每一缕阳光。从日出东方，到夕阳西沉，太阳转到哪里，他的脸也跟着转向哪里，他脸上的每一寸肌肤总是洒满金辉，他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流淌着太阳的芬芳。
他的房间里有四张床，毛宁在两床的靠背之间空出一尺见方的距离，用靠背的床架当双杠，练双臂屈伸运动，从开始的十下二十下，到后来的六十下八十下，甚至一百下。他手臂上的肌肉渐渐隆起，臂力越来越有劲，看管他们的毛排长和毛宁掰手腕，每次都是以毛排长失败而告终。
毛宁还趴在地上做俯卧撑，一口气可做五六十个，常常做得大汗淋漓却毫不气喘。他在房间里散步，沿着墙根走出一个房间最长的路线，他用自己的脚丫子丈量出房间长多少，宽多少，然后测算自己每天散步多少公里，消耗多少能量。
除了锻炼身体，陪伴毛宁度过每天漫长时光的就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了，这是他们从市公安局转移到西天目留椿屋以后新增加的待遇。毛宁是个体育老师，他以往所有的快乐几1976年7月13日，妞妞的生日照片上，只有她和妈妈，爸爸毛宁第一次缺席乎全部来自于学校的操场。无论跑步还是踢球，无论跳高跳远还是双杠单杠，毛宁和他的学生在一起总能玩出无穷无尽的新花样，但要他坐下来静静地读书可并不是他的所长。然而，在留椿屋，生性好动的毛宁却似乎修炼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化思想者。毛宁给我看了几本他关在留椿屋时读过的书，都是像砖头一样厚的大部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四卷、《列宁选集》共四卷、《马克思传》，还有一本红塑料封皮袖珍的《毛泽东选集》。打开这些大厚砖头一般的书，我惊讶地看到，每一本书的几乎每一页都用铅笔、钢笔划满了道道，几乎每一页上都有蝇头小楷写下的批注，许多地方还有纸条夹页，每一张夹页上也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小字。我还注意到许多段落旁打了五角星，有些地方加了惊叹号，而更让我惊叹的是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后面都有这样的字：×月×日读完；×月×日重读完；可以想见，许多文章毛宁都是一读再读。我仔细看了这些日子，毛宁有时候一天可以读十几篇文章，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和心得几乎就是一篇篇漂亮的杂文和读书笔记，看这些文字，你不会相信这只是一个中学体育老师写下的读后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对历史对现实对政治对人生都有深沉思考的人在和遥远的伟人对话，或者说是一个遇到迷茫和困惑的后来者在向先辈哲人求教，希望书中的理论能为眼前的一切指点迷津。我猜想当时看管他们的战士都忽略了监督检查这些书本，他们一定想当然地认为，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洗刷这些青年人脑子最好的教材。倘若他们当时看到毛宁在书中写下的那些如匕首如投枪般的批注和杂感，他们肯定会心惊肉跳。毛宁最终和思想伟人们走得多近，我无法知道，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伟人们对历史进程的剖析和高瞻远瞩的言论，肯定给毛宁混沌的心扉开启了一扇透出光亮的窗户，让他对祖国未来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开始充满了信心。
毛宁在自己珍藏的妞妞和她妈妈的那张照片背面写下了一首藏头藏尾诗：
远离家
住林中
天天盼
目望穿
山遮眼
告乡亲
别友人
留恋重
椿芽见
屋会面这首藏头藏尾诗每句诗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
远住天日山
家中盼穿眼
告别留椿屋
亲人重见面
毛宁还主动给我看了他一直珍藏的几件可以从中寻觅那段历史的物品：两个他自己亲手用天目山上的毛竹做的烟嘴，烟嘴下半部油亮光滑，烟嘴的圆孔雕刻得圆润细腻，上半部则刮去了光洁的竹皮露出了有原木般质感的底纹。一个上面刻着“难忘牌”76。5，另一个上面刻着“海棠牌香烟嘴”1976中国制造。还有一样东西是一把小巧玲珑的指甲剪刀，毛宁用竹子为尖利的剪刀头做了一个精巧的小套子，上面也刻着记录历史的字样：剪刀套 临安天目饭店留念七六、九、七。我想，假如有一天真的如已经远行的巴金先生所愿，建立“文革”博物馆，那么毛宁在留椿屋亲手制作并保留至今的这些东西，一定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被收藏。
哥哥的这几个同学中我最不熟的是大耳朵。因为蛐蛐儿、晨光和我都是邻居，我家的后晒台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蛐蛐儿家的尖顶阁楼，我们小时候玩抓抓儿和躲猫猫沽儿的游戏时，常从他家前门钻进后门钻出。晨光的家更是和我们家同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里，这条弄堂很短，一共只有八个墙门。我们家1号，晨光家8号，一头一尾，站在门口互相都能打招呼。阿斗家住在离我们家也不远的学士坊，且父母相熟，彼此经常串门。也许因为都是干部子弟，有许多共同之处，大家比较容易说到一块玩到一块，自然而然地就聚在一起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是杭州第十一中学的学生了。那阵子，学校里有两拨男生是很被女生瞩目的，一拨是春风得意，担任着红卫兵团大小职务的领袖人物，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已经被“解放”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当然也有和国民党老子划清界限，大义灭亲的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这些领袖人物在校园里呼啸而来，叱咤而去，十分威武张扬。他们口才极佳，演讲不用稿子，煽动性极强，走到哪里呼啦啦都会跟着一大帮同学，大有天之骄子横天下的气势。
另一拨却显得沉寂冷峻，有一种莫名的深邃。他们的父母多是仍然被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的“走资派”或“黑帮”。他们几乎总是蛰伏着，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抛头露面，但在私下的场合或小范围内，他们常常语出惊人，他们的身影走到哪里都会显现出一种强硬和坚实的姿态。两拨男生应该说都很优秀，长得帅，功课好，能力强，但他们在校园里的实际地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两拨截然不同的男生不仅让校园里的女生无形之中分成了两大阵营，就是男生队伍也在不自觉中悄然分化。我哥哥、阿斗、晨光、蛐蛐儿都属于后一拨男生，除了晨光父亲早年因公殉职，他也没有了可以给他风光的背景外，其余几个人的父亲还都关在牛棚里。在我的印象中，大耳朵当时好像并不在这两拨男生中间。事实上，大耳朵既不可能因父母而春风得意，也不至于因家庭而受到歧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后代，他身上虽然没有需要背负的包袱，但也绝不可能拥有供其炫耀的资本。大耳朵相信，人生靠自己选择，他觉得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对自己来说至关重要。
我曾经十分坦率地问过大耳朵，你为什么会和我哥哥他们走到一起的？那时候中学里年级班级的编排都流行部队建制，我哥哥是一连五排的，你在一连四排，阿斗在二连一排，蛐蛐儿好像是二连三排。那时候的排就是现在的班，你们分散在各个班级，按说也没有什么交往的契机呀？
大耳朵沉默了很久才说，上中学那阵，同学中小团体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你哥哥他们这拨人很正，很有头脑，思考的问题比较高比较大，身上也没有干部子弟的那种傲慢，我就是想和他们在一起，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层次，是和我的生活圈子里的人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我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你说的这种层次将你送进了监狱，假如你没有进入这个圈子，也许你根本就不会坐牢，你不后悔吗？我说这话时心里有点忐忑，因为我从毛宁、阿斗、晨光和我哥那儿早就听说了大耳朵在坐牢时曾经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举动，但他们每一个人说到这件事时都会闪烁其词，欲言又止。我不知道我这样毫无顾忌的提问是否会触动大耳朵久远的创痛，我心里真的是很没有把握。
大耳朵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给我讲了两件事情。
有一次年级语文期终考试，作文的题目叫《起点和终点》，分散在各个班的蛐蛐儿、大耳朵和我哥哥瓜子，却在不同的教室里，在不同的老师的监考下，分别写出了题为《除夕》、《落潮》、《晚霞》的三篇作文，这三篇作文老师都批给了“优秀”，而且三个班的语文老师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约而同都拿他们各自所在班学生的作文做了范文在班上表扬，结果大家发现蛐蛐儿、大耳朵和瓜子各自的作文虽然题目各异，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无论行文格式还是语言风格彼此都很相像，但考试题目是闭卷的，他们也不可能事先商量。几个老师后来在办公室议论此事，得出的结论是：这几位同学有心灵感应，趣味相投。大耳朵有点得意地告诉我，很长时间里，他们的这三篇作文都被老师作为优秀范文留作教材。
另一件事情是大耳朵中学毕业下乡插队。1975年，大耳朵由于表现优秀，被公社作为唯一的知青推荐给下乡来招工的单位，并参加了体检。就在他翘首以盼，以为马上可以回城时，他的招工名额却莫名其妙地被乡干部的孩子掉包了。大耳朵欲哭无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