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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我们再私奔。”我没想过要和她私奔。我把头发烫了，穿着各式各样的裙子招摇过市，大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伪装得很完美，好像没有上一秒，在陌生人前我异常美丽地盛开着。
但时光一旦从十五岁那年上海的夏天，交错到二十二岁的广州四月，我就经常在酒精下，在照镜的时候，异常清醒地发现另一个我，另一个小偷，毫无防备地跳出来，和我吵架，并且拉扯我的头发，拉得我头皮很痛，她执拗不肯妥协，一如我，于是她每一次出现都和我打架，仿佛她突然跳出来就是为了和我在某段时间里一定要分出胜负来。可是我们始终都只打了平手，谁也没有赢过对方。
安卡走之后，我问过自己：她究竟是谁？这些年周遭人都藏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一点也不知道？她寄来的卡片里有大片大片的雪山，大片大片绿色的草原。
我快要毕业了，有什么东西躲在心口隐隐生痛，又欲罢不能。
害怕，再读安卡的来信。
Yvonne晚上在QQ上留言给我说，她要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了，刚刚接到考研成功的消息。
她说：“兄弟！这是个好消息啊！”
毕业这么久远了，她还有心思去念书，佩服。
厦门大学的新闻系，是想学新闻的学子的首选。我望着Yvonne白兔一样的QQ头像，读到这则消息没有感触，想起那年冬天，我在西安写过一封电子邮件给她。大意是说想念从前和苏晨呆在文学社的日子，云淡风轻。
后来也收到一封Yvonne的回邮，不过是三个月之后。
Yvonne的信很简单，大意是同情我过了巫山还想云雨的遭遇，但对我马后炮的爱情观念不屑一顾。她说她早就看出来我对苏晨的倾心和爱慕，但是她不想帮我，原因是她也喜欢我。
那么这个意思，让我有点吃不了兜着走。
事过境迁，世界每天都在改变。
艾米丽把自己打扮成花仙子，但是笔记本里新的记录却不快乐：
他腼腆的笑容里有温雅，像湖水微漾，清爽，只是不容易看到他笑；他干净的，散发着蓝天的凛冽气息，有时候是空气和木质的味道。又不只是这些，还有温柔，嗓音低沉。使人留恋。即使和他在一起也只有静默。
散漫，被动而且忧伤。他就像哥伦布，他却装着一无所知。
我是爱上他了吗？
这样，我的安卡呢？
我要成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心怀不轨地走向另一个陌生的未来。安卡以前坚定地说过“肯定有未来的！”我信她，我相信她说的一切话，即使明明知道那是烟花的誓言。安卡说等她上完大学就带我去荷兰，就可以让我嫁给她。
这世界上，没有谁能承诺给我一个玫瑰园。
我不敢再回忆了，就怕有一天回头所有的路全部都被淹没，连安卡也不能在身边。
不知道再面对安卡的时候，怎样才能告诉她，我长大的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
我在网上download了一首龙宽九段的《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下来听。
艾米丽说她喜欢这首歌。
艾米丽的生活，是以学习为辅的，以娱乐和寻找快乐为主，她好像真的很富有，夜夜笙歌，红酒，乱花钱，买衣服买鞋子。
艾米丽和我的区别在于，除了她的染色体是两条X X 而我的染色体只有一条X外，我们还喜欢各自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饮料、不同的沐浴露、不同的鲜花、不同的做爱方位和刷牙的时间，还有不一样的颜色。
“你是介于流氓和绅士之间既不彻底又无激情的漂亮男人，不好不坏地活在这世界上，让人家挺难过。”
“为什么难过？”
“因为你不是水，也不是火。”
不彻底不坚决就是一种模糊。
这和安卡阳光下坚定的微笑，形成风格鲜明的对比。
31。波拿巴在圣·贝尔拿特险坡上
总是在第二天中午醒来时浑身疲倦，这些醒来的时光，我突然觉得是这样的厌烦，仿佛睡上百年也无法补救。我不喜欢这样。
夏天特别漫长，仍旧慢慢地继续着。
这几天的梦里，我终于有了新的发现，知道自己在梦里叫什么名字了。
梦里，我在总是要走进去备课的办公室门上有三个数字：507 ，左边的墙上贴着一个暗红色的字牌：Steven Spielberg教授，字牌的下面还贴着一张A4纸的表格，安排着下一个月的历史和地理课程。我的名字是暗红色的，与此同时，又在门缝里收到一封信。我想起刚刚在抱着书往办公室走的时候，有个孩子正飞快地跑向走廊的另一边，不知道是淘气的小男孩还是小女孩。总之，我们都穿得很厚，冬天很冷的样子，我的右手袖口处露出几丝已经磨烂的灰色毛衣的线头。
显然，我在梦里是个怕冷的三十几岁的老头子，未婚，没有女朋友，领着一群不听话的高中生，喜欢看地理杂志。
信上指责我在讲堂上犯了多次错误，洋相出尽。我紧张地将眼镜取下来，局促地捏在手中。那些信上的字都是汉字。
正当我望着信纸发呆，桌上的老式电话机响了。我茫然地提起黑色的电话听筒，可能是对方在大骂，因此我的两条眉毛已纠结到一团。随后，我去了走廊另一端的一个房间，并与里面一个老头儿打招呼，他看见我朝里走去，就激动地挥舞着手臂，我以为是上课讲错历史的事儿被这老头儿知道了。
这老头儿可能是主任或者校长一样的角色，不然他那么凶干吗。
总之，我隐约觉得是知道发生了点什么事，当然不是指讲错历史年代的事，但也不算什么好事。于是我驱车去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并在一幢旧房子楼下停了车。对了，我开的这辆车也很旧，是一九七二年中国产的红旗轿车，全国编号三十七，开起来和老牛拉破车一样，不负众望地哐啷哐啷。这种伴奏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滑稽。
我上楼梯，楼梯两侧墙上的灰闻声而落，纷纷，很听话的样子。在三楼的过道遇到一个很胖的女人，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多少使人不敢久视。她庞大的身体几乎堵住了整个过道，我望着她充满愤怒的眼睛和身上的肉，十分悲哀地不知道自己应该继续上楼呢，还是掉头就跑。
我没有跑。
本来对于“女士优先”这种小动作，我一直都坚持的，并不是说我想做绅士，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美德，但若是我又让来让去的话，只怕是又要见到那双愤怒的眼睛了。穿着长裙的很肥的女人与我说了一句话，由于她的侧身示意了让我上楼的意思，我不得不上。
我又爬上了一层楼。胖女人跟在身后。
我把手放进裤袋就摸到一串钥匙，而且还是一大串。我当然是无意识地摸到了这串钥匙。
原来那个肥胖的女人是我的一位本来十分善良的邻居，由于我住在她楼上，不知为什么楼上的水就穿过楼板滴到她床上了。据她反映，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过家，迫使她不得不打电话到我所任教的学校向院领导哭诉一番。
“哦，原来如此呀！”
我如释重负，随口应和。
一个多月？没回家？难怪她要生气了，也是有理由生气的。
可我自己都不记得这儿是我的家吗？这种情况下，只有钥匙才能成为证据。
如果，打得开这门上的锁，我就是她邻居。打不开这门上的锁，我就不是她邻居。
锁被打开的声音，很清脆。我只是从钥匙中随意挑了一枚，过分看不出破绽的巧合，使我惊讶万分。
一只宝蓝色的人字拖鞋漂浮在水上，被门打开时的动荡带去了小小的水纹漾动，它竟然像跳起舞来；不远处的袜子却因吸饱了水而沉入底下。我用脚把拖鞋踢开，一晃眼看见那只袜子的LOGO：黄包车。又是中国字呀。
决定等会儿问一下这位邻居朋友，这到底是哪个国家？
第一次进了这家门，家里就已经水漫金山的样子，我去了厨房，猫着腰找到了故障处，水管坏了。肥女人帮我拿来了工具。我除了能在课堂上讲错历史之外，看来还会修水管。
我们很快解决了问题，接着，开始大扫除。在清除房间的积水时，看见一张照片。也许是野猫从窗子爬进来捣过乱，那张照片背对着天花板浸泡在水里。
我弯腰准备把它拾起来，这时电话又响了。
外面的阳光十分刺人眼。我打开窗帘，然后又迅速拉拢它。梦被打断，非常遗憾没有看见那沉在水里的照片，到底是谁？电话是So打来的，她说：“快来淘金路，吃烤生蚝哇。”
我很清楚，Steven Spielberg是拍《夺宝奇兵》的大导演，和我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
梦里出现的谜语、很多不能解释的东西，就这样离奇地抓住我，它们频繁地出现，以各种方式拷问我的睡眠，使我烦躁不安起来，上班的时候，便开车走起神来。这样太危险。
我去网络上和RORO说起这事，是不得不考虑去看神经科医生的时候了。烤生蚝，以后还有大把的机会吃。
RORO说，他认识一位懂得这方面事情的私人医生，曾神奇地治好过几个梦游十分严重的人。也许可以试一试。医生的名字叫菲南。RORO还提供了一串暗号。我感到一下子进入了解放前期地下党的角色。
我的脑子和梦里那个房间一样，一定是进水了。因为我竟然期待着在那些梦里不出来了，尽管阳光不是很灿烂。无论如何，我想知道一个结果，那张照片上拍下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有一套自己不记得居住过的房子？如果我一个月都没有回过家，那我住在哪里？那个给我写信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感到羞耻，一个教师，把编年史讲错是件值得内疚的事情。我的错误使我觉得自己应该被拉出去枪毙。但是，矛盾的是，不管是做哪个国家的高中老师，都不符合我一贯的行为和作风，虽然老师都不算很差的职业，另外我又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