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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他在劳动之余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在大泽乡发动了推翻秦朝的农民起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痴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与曾国藩同时的左宗棠也是素怀大志之人。左宗棠自称今亮（即今世诸葛亮），以精通经世之学勉励自己，当科场失意后，他绝不留恋，而他最终也因自己的经世之才而得到当时朝中大臣的赏识，成为最终功成名就的晋升之阶。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3）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早晚研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对于今后可以借鉴、可以施行的则“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治理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湎于八股文章的学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 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十月，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因丁忧回到长沙。贺长龄是清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曾与江苏巡抚陶澎针对时弊，力行改革，政声卓著，并请魏源选辑从清朝开国到道光初年有关社会现实问题和经世致用的论文，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左宗棠早就十分钦慕贺长龄的学问、功业和为人，便前往请教。贺长龄见左宗棠人品不凡，知他志向远大，极为赏识，“以国士见待”。见他好学，又将家中藏书任其借阅。每次左宗棠上门，贺长龄必亲自登梯上楼取书，频频登降，不以为烦。每次还书，都要询问有何心得，与左宗棠“互相考订，孜孜，无稍倦厌”。贺长龄还曾劝告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求远大，“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次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颇高的书院，为南宋时抗金名将张浚与其子、著名理学家张所创办，大学者朱熹曾在此讲学。此时主持者即是丁忧在籍的原湖北学政、贺长龄之弟贺熙龄。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世致用学者，教学的宗旨就是：“透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左宗棠在这里不仅饱览了汉宋先儒之书，求到了有用之学，而且结识了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罗泽南等，并以志行道互相砥砺，以学问义理共研讨。贺熙龄也很喜爱左宗棠，曾说：“左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
贺氏兄弟是一代名流、显宦，如此地看重左宗棠这个当时还十分贫穷的青年学子，使左宗棠感动不已，终生难忘。贺氏兄弟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这位有前途的得意弟子。他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左宗棠离家到醴陵主讲渌江书院。该书院有住读生童六十余人，但收入却很微薄，几乎朝不保夕。
不久，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嘉庆、道光年间，连任两江总督十余年。任职期间，他在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的协助下，大力兴利除弊，整顿漕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因而政绩卓著，深得时誉。陶澍出身贫寒，“少负经世志”，又是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他敢于正视现实，关心民生，揭露封建衰世的黑暗和腐败，要求改革内政，主张严禁鸦片，加强军备，防御外敌入侵。
陶澍到醴陵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等也早有了解，十分崇敬。于是挥笔写下一幅对联：
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表达了故乡人民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即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印心石屋是因陶澍屋前潭中有一印心石而得名。这件事朝野相传，人们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幅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后来两人还成为儿女亲家。
可是，左宗棠在科场上却屡屡失意，在六年中三试不第， 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虽然并不十分热衷于科场，不喜欢也不长于作空洞枯涩的八股文章，但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不中科举就难以进身，有志之士也只有通过科举获取地位，才能实践其志。左宗棠后来说过：“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又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左宗棠自少年时代就志大言大，尤为自负，自尊心也很强。因此三试不第之后，就下决心不再参加会试，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左宗棠离开安化，来到长沙开馆授徒。女婿陶桄仍跟他学习。此外还有长沙名流黄冕的三个儿子和益阳名宦周振之之子周开锡与之受教。
就在这年，发生了一件左宗棠一生认为“第一荣幸”的事。这年十一月，云贵总督林则徐因病开缺，途经贵州、湖南，回福建原籍养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以后，遣戍新疆。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释还，署陕甘总督，次年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任云贵总督。作为一代名臣，林则徐颇有威望，忠心耿耿，尽管在革职流放中，也始终不忘国事。在新疆，他极力讲求防边强边之策，大力倡导屯田，兴修水利。在云南，他整顿旷政，努力加强民族团结。由于历尽艰辛，身患重病，乃奏请开缺，回乡调治。
林则徐的官船经洞庭湖沿湘江上行，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长沙，停靠在湘江岸边。湖南的文武官员知道后，都纷纷赶来拜会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臣。但林则徐却想起了一位从未谋面的书生——左宗棠，便立即派人去湘阴柳庄邀请。
第一部分：人才衡才——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4）
左宗棠接到来信，兴奋不已。林则徐是他素所钦仰的伟人，能得到他的邀请，与他会面，这确实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早在青少年时，左宗棠就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和陶澍、胡林翼等口中听到过林则徐的事迹，后来在小淹陶家读过陶、林之间的往返书信，已经了解到林则徐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力超群、操守清廉的官员。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卓越的爱国精神和伟大人格，使左宗棠为之倾倒，对之崇敬和向往至极。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表达了这一心情。他说：“天下士粗通道理者，类知宫保（指林则徐），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陶文毅（指陶澍）往复收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呈，仆则实有知公之深。”
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并非陌生。他与贺长龄曾经是陶澍的属下，又早与胡林翼有过密切交往。陶、林、贺等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评品古今人才，自然早就知道陶、贺、胡等人对左宗棠的推重。就在一年前，胡林翼任贵州安顺知府时，还一再向林则徐推荐：“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林则徐听后马上就要胡林翼写信，请左宗棠来云贵总督幕府。但当时，因左宗棠已受长嫂之托要为长兄的遗子世延办理婚事，又已接受陶家课读的聘约，不能前往，因而回信婉辞，表示“西望滇池，孤怀怅结”，深为遗憾。
左宗棠接到信后马上赶到了长沙。船到岸时，只见江岸上轿马纷纷攘攘。林则徐见其家人递上一张写有“湖南举人左宗棠”的大红拜贴后，便急忙叫快请至家中，同时吩咐对其他来客一概挡驾。左宗棠匆匆忙忙地上到林则徐乘坐的船上，待过板时，也许因为心情激动，不慎一脚踏空，落入水中。及至船舱浣洗更衣后，便立刻与林则徐畅谈起来。天色近晚时，林则徐命将官船乘着湘江乱流，驶到岳麓山下一个僻静处停泊。 随后，船中烛火通明，林则徐设酒宴款待左宗棠，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纵谈天下古今大事。
两人从天下大势到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从舆地兵法到办理洋务，从新疆屯田水利到滇中战乱，无不各抒己见。双方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西北军政事务，见解不谋而合。 两人，一个是年逾花甲、名震中外的封疆大吏，一个是年方三十七岁的草野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