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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冰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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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信多次跟萧何交谈,萧何惊奇于他的才能。到达南郑,将领们半路逃跑的有好几十人,韩信考虑萧何等人已多次向汉王推荐自己,汉王并不重用,就逃跑了。萧何听说韩信跑了,来不及将情况报告汉王,就亲自去追赶他。有人向汉王报告说:“丞相萧何逃跑了。”汉王大怒,就如同失去了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来拜见汉王,汉王又生气又高兴,骂萧何说:“你逃跑,是为什么?”萧何说:“我不敢逃跑,我是去追逃跑的人。”汉王说:“你去追的人是谁?”萧何说:“是韩信。”汉王又骂道:“将领们逃跑的数以十计,你不去追;追韩信,是骗我。”萧何说:“其他将领都容易得到,至于像韩信这样的人,天下人中没有第二个。大王如果只想长期在汉中称王,就没有地方用得着韩信;如果一定想要争夺天下,除了韩信,就再也没有和你商量大事的人了。就看大王怎样决策了。”汉王说:“我当然也想向东方发展啊,怎么能够长期郁郁不乐地留在这里呢?”萧何说:“大王想向东推进,如果能够任用韩信,韩信就会留下来;不能任用,韩信终究要跑的。”汉王说:“我看在你的情面上,用他做将领。”萧何说:“即使让他做将领,韩信也一定不会留下来的。”汉王说:“用他做大将。”萧何说:“好得很!”于是汉王就要召见韩信并任命他。萧何说:“大王向来傲慢,不讲礼节,如今任命大将就像呼唤小孩子似的,这就是韩信之所以要离去的原因。大王如果一定想任用他,就选择吉日,先行斋戒,在广场上设置高坛,举行完备的仪式,那样才行啊。”汉王同意了。将领们都很高兴,人人都以为自己能被任命为大将。等到任命大将时,竟然是韩信,全军很惊奇。     
    韩信在接受拜将仪式后,汉王就座。汉王说:“丞相多次向我推荐将军,将军用什么计策来指教我?”韩信致谦,于是问汉王说:“如今你向东去争夺天下,难道对手不就是项王吗?”汉王说:“是的。”韩信说:“大王自己估计在勇敢、凶狠、仁慈和力量各方面,跟项王相比怎么样?”汉王沉默了好久,说:“我不如项王。”韩信拜了两拜,祝贺说:“我韩信也认为大王是不如他的。不过,我曾经侍奉过他,请让我谈谈项王的为人吧。项王厉声怒喝时,很多人都吓得胆战心惊,但是他不能任用有才能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项王待人仁慈有礼,言语温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会流着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当手下的人有了功劳应当赐封爵位时,他却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里,玩弄得磨去了棱角,却舍不得给人家,这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项王虽然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但不占据关中却定都彭城,又违背义帝的约定,而让自己亲信喜爱的人称王,诸侯们都不服。诸侯看到项王迁徙、驱逐义帝,也都驱逐原来的国君,然后自己在好的地方称王。项王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遭受摧残毁灭的,天下的人都怨恨他,老百姓不愿归附他,只不过是迫于他的威势和力量罢了。他名义上虽然是霸主,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说他的强大容易变为弱小。现在大王如果确实能够采取和他相反的做法,任用天下勇敢的人,有什么敌人不能诛灭!把天下的城池封赏给有功的臣子,还有什么人会不心服!率领正义之师,顺从想东归的战士的心意,有什么敌人不能被打败!况且三位秦王原是秦将,率领秦地的子弟兵已经好几年了,被杀死和逃跑的士兵多得无法计算,又欺骗他们的部下向诸侯投降,到达新安以后,项王用欺骗的手段活埋了秦军已经投降的士兵二十多万,只有章邯、司马欣和董翳得以逃脱。秦地的父老兄弟对这三个人,都恨入骨髓。如今项羽硬借威势让这三个人称王,秦地的百姓没有谁爱戴他的。大王进入武关之后,对百姓秋毫无犯,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令,与秦地的百姓立约,只颁布了三条法令。秦地的百姓,没有谁不希望大王能够在秦地当王的。按照诸侯的约定,大王应该在关中做王,对此,关中的百姓都是知道的。大王失掉关中的封爵进入汉中,秦地的百姓没有谁不遗憾的。如今大王起兵东进,三秦之地只要发布檄文就可平定它。”汉王听了十分高兴,自认为得到韩信太迟了。他听从了韩信的计策,部署各将领的攻击目标。     
    八月,汉王起兵东出陈仓,平定了三秦。汉二年,出函谷关,收服了魏地和河南一带,韩王、殷王都投降。于是汉王联合齐国、赵国共同攻打楚国。四月,到达彭城,汉兵战败溃散而回。韩信又收编士兵跟汉王在荣阳相会,在京县、索亭之间打败了楚军,因此楚军始终不能西进。     
    上面众多例子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人才对于成败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什么是人才呢?对这个问题,往往没有一个确定之论,许多人都是根据个人的好恶来确定人才的标准,最终必然是自误误人。     
    有了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再结合曾国藩关于人才的言论看,我们认为他对人才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在于如何去认识人。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要以衡才不拘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达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材,“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用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抵牾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


第一部分:人才识才——人才须有操守、多条理(3)

    为了识才,必须对人材时加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属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地主要在满清王朝中获得更多的机会的萌动。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甄别人材,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其实,甄别,就是考察。甄别的目的是“去其稂莠”。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对那些不投在上者之所好的人材,不加培养,不加使用,固然是对人材的浪费;不加考察或甄别,而单凭在上者的爱好或印象保举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当作人材来培养和使用,必会造成恶劣的政治后果。这种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正如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材,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 他们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蓉,号霞轩,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刘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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