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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父亲要我们即使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的遗嘱的道路上，我们终于取得了第一个成果。一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心潮澎湃，热泪夺眶而出。
我们建立的这一组织的纲领里，也包含着我父亲的思想。
那天，许多青年慷慨激昂地发了言，他们的面容如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崔昌杰、金利甲、李济宇、康炳善、金园宇、朴根源以及后来叛变了的李钟洛和朴且石，当时都发出了战斗的誓言：愿为革命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那天发言的人既有口才好的，也有不善于讲话的，但他们的发言都很好。
我也发表了在当时是够长的一篇讲话。
我在会议上建议，要把我们建立的组织称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是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一代青年，在反帝、独立、自主的旗帜下，为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在历史的阵痛期建立起来的纯洁的、新型的政治生命体。
我们虽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成立了这一同盟，但为了不致于使民族主义者怀疑我们的组织是一个极左的组织，才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当时，我们就是如此重视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的。
会上一致通过了要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建议。
我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斗争纲领也一致通过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要打倒所有帝国主义的组织。因此，它的口号也是十分豪壮的。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当前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最终目的是，在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我们还制定了活动方针。
会上给所有与会的青年发了油印的同盟章程。
会上，崔昌杰推荐我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负责人。
我们手拉着手，抱成一团，跑到辉发河畔，纵情地唱歌，也庄严地宣誓：
在为祖国为民族的革命道路上，要同生死，共患难。
那天，我一夜没睡。因为过于激动和兴奋，根本无法入眠。老实说，那时候我们好像得到了全世界一样，沉浸在无限的激动和喜悦之中。那些亿万富翁坐在黄金堆上的喜悦，怎能比得上我们当时的喜悦啊！
当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亮出大牌子的组织。而我们的组织是刚成立的，规模也不能同那些组织相比，许多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这样的组织。
尽管如此，我们建立这个同盟后，都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这是因为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建立的组织是与从前的组织截然不同的新型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
这个同盟既不是从某一派系分离出来的，其成员也不是从某个宗派集团或亡命团体脱离出来的，他们都是像白纸一样清白纯洁的新一代。“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血液里没有任何杂质。
这个同盟的成员，一个个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作演说，写论文，作词作曲，唱歌跳舞，击拳舞刀，不管哪一项，让他们作什么他们就能作什么，都是英气勃勃、精明能干的栋粱之材。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青年。正是这样的青年抱成一团要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气势自然是直冲云霄的。
每当我们开拓的革命事业碰到困难时，“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们一个个成为开路先锋，打开了通路。他们作为朝鲜革命的核心部队，在所到之处都起到了先导作用。金赫、车光秀、崔昌杰、金利甲、康炳善、李济宇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许许多多成员，一直在斗争的最前列英勇奋战，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过，也有个别与此相反的人。他们虽然很好地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革命斗争愈益深入发展的时候，却背弃“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堕入了背叛的深渊。一想起这种人，我就不胜遗憾。
如今，在“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同我携手工作过的人，一个也不在了，憧憬着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赴汤蹈火，英勇战斗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许多儿女，没有看到美好的新社会，在青春正茂的年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献出的青春奠定了我们党和革命的基础。
我们党的历史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看作是党的根基，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视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朝鲜革命的新的出发点和渊源。
从这个根基上产生了我们党的纲领，定出了我们党的建设和活动的原则，培育了创建我们党的骨干。自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建立以后，我国革命以自主性原则为基础迈出了新的步伐。
解放后，崔一泉（崔衡宇）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与金日成》为题，叙述了我们当年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和它的气概。
过几年以后，当革命军成立，祖国光复会诞生并高呼两千万人民总动员起来的时候，当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像卫星一样团结在这个队伍周围的革命全盛期到来的时候，我都感慨万分地回忆起我们在桦甸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的日日夜夜。
四向往新的活动舞台
华成义塾因办学经费缺乏，遇到了很大困难。
义塾的学生还不到100名，但是，从当时独立军的情况来看，就连保障这些学生的给养也是不容易的。
主管义塾的正义府，无力提供足够的经费。正义府设有行政、军事和民事三个机构。这个相当于一个国家机构的大框架，靠从老百姓那里募捐的军费来维持，所以它不可能慷慨地提供义塾的经费。
华成义塾当局为了解决经费的困难，组织学生定期进行学校经费募捐工作。学生们以20名为一组，先回各自的中队去拿武器，然后走遍正义府管辖的地区，募集捐款。每期两个月，到期就同另一个组换班。
这样募集的捐款，没过几个月就用光了，所以又上吉林去向正义府伸手要钱。
有一次，崔东旿塾长为解决准备过冬的经费，派一名塾监到正义府总部去了。可是这位塾监空手回来，大骂三中队长是个大坏蛋，说他把准备给华成义塾的钱，全部挪用在自己的婚礼上。他挥霍无度，一连几天大摆酒席，请全村人来吃，这还没吃完，又请邻村的人来吃。
我听了，气愤不已。
正义府金库里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老百姓为了光复祖国，省吃俭用，一点一滴地积攒下来，作为军费捐献的。我国人民，向来就是打几双草鞋去卖几分钱，也一定交军费的安分的老百姓。
看来，三中队长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里。他身为中队长，竟敢作出如此卑鄙的行为，可见他利令智昏到了何等程度。
负有手持武器与敌人展开血战使命的一个指挥官，竟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贪污，这是一个说明独立军上层集团正在蜕化变质的证据。
“乙巳条约”后，有个义兵长听到崔益铉指挥的淳昌义兵败北的消息，集结几百名义兵，在全罗道一带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但当这个义兵长听到自己的部下有掳掠百姓财物的行为时，便大失所望，长叹不已，最后解散了部队，进山遁世隐居去了。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这个义兵长把侵害百姓的行为当作多么大的耻辱和罪恶。
三中队长的恶行，可以看作是侵害人民的罪行。
我在临江的时候，曾见过有几个独立军队员渡江到朝鲜去，抢来了农民的一头牛，受到人们谴责的事情。那几个队员所属部队的指挥官来到我家，受到了我父亲的严厉批评。
当时，独立军为募集军费，到他们管辖的朝鲜人居住区去的时候，那个居住区的负责人就给每一家摊派任务，指定哪一家出多少钱、哪一家交多少粮，居民就照此交钱出粮，以作军费。对贫苦农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负担。
然而，独立军闭眼不看这种情况，想尽办法收取更多的钱。他们各自划定自己的管辖区，还拼命地扩大管辖范围。有的独立军部队，甚至拦路抢劫友邻武装团成员募捐来的资金。
大小武装部队都竞争地搜刮人民的钱财。他们把老百姓看作是纯粹的纳税人，看作是供他们花钱、吃饭、住宿的侍从。
他们的这种行径，与过去封建社会的官僚是毫无两样的。
朝鲜的封建统治者头戴玉冠，高坐宫阙，专门炮制榨取人民血汗的新税法，残酷地剥削老百姓。
封建政府建设景福宫花费了大量资金，他们为了填补这笔钱，甚至制定出了门税（通行税）。如果他们用这样搜刮来的资金去盖一所大学或办一座工厂，后世人也许会谢他们一声。
华成义塾的进步青年们看到中队长如此腐化堕落，一个个慨然长叹说，独立军也快要完蛋了。然而，他们也只是加以非难和慨叹罢了。如果是现在这样光明的世道，军民就会大造舆论，把他告到法院去，或者交给群众审判，狠狠整治他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法律，军纪又松弛，没有办法整治他。
正义府虽有主管民事的机构，但它有名无实，只把交不出军费的百姓抓去打屁股，对中队长这种人的违法行为却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他们的法律，留了一个专供上层人物通行的狗洞。
我决心借这一事件，给独立军和所有独立运动者狠狠地敲一下警钟。可是，这个警钟怎样敲才好呢？
崔昌杰主张马上选出学生代表去找独立军部队，从一中队到六中队，向每个中队提出抗议。
有些同学提议，要写文章登在正义府发行的《大东民报》这样的报刊上，揭露独立军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