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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成义塾教的是民族主义思想和旧韩国昧浓厚的旧式军事操练。
深深沾染了民族主义思想的老师们，虽然在口头上大谈反日和民族解放，但他们主张的斗争方法是落后的。学校当局常常邀请有战斗经验的独立军队员来给我们讲他们的武功。通过这一活动鼓吹的是安重根、张仁焕、姜宇奎、李在明、罗锡畴等烈士们所用过的个人恐怖方法。
学员们常常表示不满说：说是培养独立军干部的军官学校，却连实弹射击用的子弹都没有，总是拿着木枪进行训练，这样怎么能赶走日本鬼子呢。
有一次，有个学员问军事教官，什么时候我们也能用上新式枪呢？教官显得非常为难，支支吾吾他说，现在独立军干部们正在筹措军费为从美国、法国等国家购买武器而开展着积极的活动，所以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连几支枪都弄不到，而寄希望于几万里外的西欧国家。
每当上军事训练课腿上拴着砂袋跑的时候，我总是想，这样搞能打败日本鬼子吗？
过去，全琒准的成千上万名东学军在牛金峙抵挡不住1000名日军而溃散。当时，日军是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东学军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只要每100个东学军消灭一个敌人，就能攻克公州，一直冲到汉城。可是因为武器装备不好、军威不振，而遭到了惨败。
义兵的武装也不比东学军好多少。义兵们也曾有若干新式枪，但数量有限，而大部分成员都使用刀枪或火绳枪。我想，历史家们把义兵斗争说成是火绳枪同三八式步枪的较量，也是由此而来的。要用每打一枪都要用手点火的火绳枪来对付每分钟可打10发以上的三八式步枪，该忍受多么难熬的痛苦，作多么艰苦的战斗，是不难想象的。
当火绳枪的性能还是秘密、只有义兵知道的时候，日本军队听到火绳枪的枪声就吓得逃跑。可是他们知道了火绳枪的性能之后，就不仅不怕它，而且蔑视它了。这个战斗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据说，通晓贵族道德和戒律的儒生出身的义兵们，在战场上还戴着大冠、穿着绊手绊脚的道袍打仗。
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机关枪屠戮这些义兵。
现在日本的兵力比那时又强大到没法相比的程度了，可我们却搞腿上拴着砂袋跑的训练，这样难道能打败大批地生产坦克、大炮、军舰、飞机等现代化武器和重型装备的帝国主义的强大军队吗？
最使我失望的是华成义塾的落后思想。
学校当局一意孤行地走民族主义的道路，而排斥其他一切思想。所以，学员们自然也就追随这个潮流了。
华成义塾里还有迷恋于王朝政治或对美国式民主抱有幻想的青年。
这种倾向，在世界革命史课的课堂讨论中表现得尤为严重。老师点名发言的学员们照本宣科地重复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冗长地谈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们的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使我非常不满。华成义塾的政治课根本没有对朝鲜独立和朝鲜民众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做调查和研究。只是机械他讲授教科书和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并让学员背诵。
我认为应该就实践问题、有关朝鲜的未来问题进行讨论才对，便问刚才发言的学员，我国独立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那个学员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们民族之所以被日本鬼子霸占了祖国，是因为别的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我国封建统治者们却在吟风赏月，虚度光阴。为了不使这种历史重演，就应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有的学员主张，应当重建封建王朝。
没有一个学员主张应当建立民主社会，或建立劳动人民做主人的社会。
当时是民族解放运动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可是他们好像没把这种时代潮流放在脑子里。
还有些学员则袖手坐在那里说，独立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到那时候再说，现在还没有独立，谈论什么资本主义还是王朝复辟，是无聊的。
我听着这些发言，更痛切地感到华成义塾实施的民族主义教育是落后于时代的。要复辟封建王朝也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好，都是落后于时代的想法。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得很。
我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我国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搞资产阶级革命，但也不能恢复陈腐的封建统治机构。我接着说：
资本主义也好，封建社会也好，都是有钱人剥削劳动人民、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的社会。独立后，不能在朝鲜建立这样的不公正的社会。如果只看机械文明的发展，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毛病，那是错误的；要复辟封建王朝的主张，也是没有道理的。有谁还会迷恋于把国家出卖给外来势力的王朝政治呢？国王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除了对百姓敲骨吸髓，对敢于直言不讳的忠臣砍头、流放之外，还有什么呢？
实现了朝鲜的独立后，我们应当在祖国土地上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让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社会很多学员对我的主张表示赞同。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万民平等的富强社会，还有谁会反对呢！
下课后，崔昌杰也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作了很好的发言。他显得心里很痛快，他说，你没说出一个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却很巧妙地灌输了共产主义思想。
华成义塾的局限性，如实他说明了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局限性。我通过华成义塾看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全貌。
到了这个时期，独立军也委靡不振，一味争夺势力。20年代前半期还常常在国内和鸭绿江沿岸进行实际的军事活动。现在已几乎不再进行这种军事活动了，只是在辖区内到处转游，征集军费而已。
称“代表朝鲜民族的全国性政府”的临时政府人士，分成“自治派”、“独立派”等派别，互相激烈地争夺权势。临时政府的头领频频更换，也是因为这个。有时甚至在一年中改换两次内阁。
曾在巴黎和会上由于美国等协约国代表的恶毒阻挠，《朝鲜独立请愿书》未能列入会议议程。临时政府的要员们不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却损害民族的尊严，继续进行卑屈至极的“请愿”活动。
当“美国国会议员东洋视察团”经上海到汉城时，甚至还指使在国内的亲美事大主义者向美国国会议员赠送人参、银制品等各种昂贵的物品。
这样的临时政府也由于财政困难，到了20年代中叶，就连招牌也很难维持，最后就只好依赖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苟延残喘。
政治上动摇性大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当中，有不少人被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吓破了胆，向敌人投降，变节了。他们从“爱国志士”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改良主义者，走上了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标榜“文化统治”，说什么朝鲜人如果要国家独立，就不要在政治上反对日本的统治，而要同它合作，并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努力获得自治权，提高文化，发展经济，改良民族性。
和盘接受了这一说教的正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他们披上“民族改良”、“培养实力”的外衣，叫嚷什么教育和产业的“振兴”、个人的“自我修养”、“阶级合作”、“大同团结”和“民族自治”。
这种改良主义的歪风也刮进了华成义塾。
金时雨家的上屋经常有很多青年来找我谈政治问题，很热闹。当时正是我热心读金时雨书房里的马列主义书的时候，所以话题就自然倾向于政治问题了。
我在抚松时也读过《列宁的生平》、《社会主义大义》等几本书，可是到了桦甸就读了更多的书。从前是只停留在了解书的内容上，可是到华成义塾以后，读书时就经常把经典著作中的革命原理同朝鲜的现实结合起来考虑问题了。在朝鲜革命的实践问题上，我想知道的不只是一两件事。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可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应该把哪些人规定为敌人，同哪些阶级携起手来呢？
国家独立后，应该经过哪种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拿起书来，就顽强地读下去，直到出现类似的问题为止。特别是遇到有关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就反复读10遍20遍。因此，同学们来找我，就有很多话题可讲了。
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有关新思想潮流和苏联的事情。听这种话的时候，学员们各自都想象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久久不想离开。他们说，这比主张复辟王朝、资本主义、民族改良的理论有意思得多。那些得过且过的学员们也逐渐产生了对新事物的向往。
但在学校里是不能随便谈关于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事的，因为学校当局禁止谈论这些问题。
在我的心目中对华成义塾的期望逐渐开始淡薄了。
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华成义塾的落后性，使我产生了不能再沿袭旧方式的想法。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单凭几支步枪和为数不多的武装队伍，用渡过鸭绿江去杀死几个日寇警察，募集一点军饷的斗争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
我下定了要用新的方式开拓光复祖国的道路的决心。我们必须走新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有共同的看法。
然而，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学却没有几个。大多数同学还不能痛快地接受新的思想，有的采取戒备的态度，有的加以排斥。
华成义塾不准学生随便阅读共产主义书籍。
当我上学带上《共产党宣言》时，有的同学就来捅捅我的腰，悄悄地告诉我这样的书要在家里看。学校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