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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占据了县党委要职的左倾分子们给他扣上了损害游击队名誉的破坏分子的帽子，并枪决了他。县党委军事部采取措施，在汪清处决的中国人队员就有十多人。
同金明山一起来的其余中国人队员，被这种恐怖气氛吓得逃到驻在马村附近的关保全部队去了。关保全听他们说游击队随便枪杀中国人，觉得有点危险，把部队移动到离游击队驻地较远的深山沟里，窥伺着杀害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机会。
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汪清人民手持长矛和棍棒之类原始武器集合在纪念会场。他们带着这些简陋的武器来到会场，纯粹是为了增添纪念活动的气氛。
关保全误认为这是为攻击他们部队作准备。一气之下，枪决了在他手下任参谋长的金银植和同他一起推进对救国军队员的教育和统一战线运动的游击队工作员洪海一、元弘权等几个朝鲜人。这可以说是“挨一棍还一棒”的反击。
后来，放弃斗争的关保全部队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投到敌统治区去。汪清部队以制止关部的投降为名，多次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后来又以他们不肯乖乖地交出武器为由，杀害了关部的几名投降士兵。
从这一事件以后，关保全部队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开始了野蛮的报复。他们见到被认为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朝鲜青年，就一律抓去枪决。建立还没有几个月的汪清游击队被反日部队包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在同反日部队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成熟和盲目性，急剧地削弱了朝中关系，在朝鲜革命面前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汪清游击队的指挥员们破坏了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却还认不清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说什么还要报复。与会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再一次确认了在做救国军的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和行动准则，并对此取得了一致意见。
我们在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救国军在满洲大地上站稳脚跟，继续进行抗日。
当时，救国军虽拥有几万人，却自认为没有抵抗日军的能力。他们把日本人散布的“天下无敌”论信以为真，认为世界上没有能战胜日本的力量，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抵抗日军，因而几乎都抛弃了斗争。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样才能不破日军杀死或俘虏，安全地转移到还没有燃起战火的山海关那面去。
日军在间岛地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王德林部队，如果日军开始对王德林部队发动攻击，罗子沟不久也会落进敌人的手里。
与会者们决心无论如何要和救国军一起坚守罗子沟。要坚守罗子沟，就要说服王德林，让他不要逃到苏联去。救国军的本意是要经由苏联转移到关内去。在反日部队的头领和士兵中，越过苏满国境去，竟成了一种趋势。拥有几万各兵力的李杜和马占山也经苏联逃到关内去了。防止救国军逃走的唯一办法，是同日军打一场漂亮仗，从他们的头脑中清除“皇军无敌”的迷信和恐怖心理。
在与会的人当中，能够说服王德林的人是周保中。周保中受共产国际的委托任王德林的顾问。
我劝周保中说，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王德林，让他停止退却，同游击队结成联合战线。
“我们是能够以居住东满的朝鲜人为基础，长期地进行游击战的。问题就是救国军，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王德林，让他们在满洲大地站稳脚，继续抗战，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要到苏联去，并不是要到西伯利亚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经由苏联逃到关内去。”
周保中摇摇头，说这是很难办到的事。
“你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底细。救国军是一群怕死鬼，是只要日军的飞机飞来撒一张传单，就吓得发抖、抱头鼠窜的窝囊废，根本无法打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卑怯的一群人。要同救国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军队，那简直是一种妄想。”
和周保中一样，认为联合是不可能的，不只是一两个人。会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大家对固执地认为不可能联合的人进行了批评。当时，个个都是英雄，都是天才，都是领导人。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是由到各地去做地方工作的人组成的临时性的组织，所以，没有可称为领导者的人。
可是，会议由我做主席主持，继续开下去。这并不是因为我级别高，而是中国同志们说做救国军的工作，金日成还是老将，推我为主席的。
这就是罗子沟会议，是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后，士兵工作委员会便解散了。
我和李光、陈翰章、周保中、胡泽民，根据罗子沟会议的决议，分别负责做王德林部队、吴义成部队、柴世荣部队的工作。吴义成和柴世荣都是王德林的部下。
不久后，到吴义成部队去的陈翰章送来了令人乐观的通报：吴义成同意罗子沟会议的方针。
我在做王德林部队的工作时，日军大举进攻罗子沟一带。敌人认为，如果我们的主力部队同王德林部队形成了联合战线，对他们就不利，便调动大兵力加快了进攻。王德林不想迎战，从罗子沟逃跑了。王德林成千上万的士兵，像被旋风卷走的落叶一样，躲避日军的攻势向苏满国境撤退。
单靠我们仅有几十人的游击队的力量，是无法坚守罗子沟的。所以我们也同救国军一起朝东宁县方向撤退。即使跟到东宁县去，也一定要使救国军回转过来。我们以少数人员边撤边打，吃了不少苦。时值寒冷的冬季，反日士兵中也有不少人被冻死了。
我跟着救国军走，一路上不停地对王德林进行说服。那时，如果他听了我的话，我们就能结成联合战线，在东北地区把抗日武装斗争搞得很好。可是王德林没有听我的劝告，终于经过苏联到关内去了。
我们放弃了同王德林的交涉，改变路线，朝最终的目的地汪清地区进发。
从罗子沟出发，跋涉几百里，直到望得见苏满国境的地方，也未能达到说服王德林的目的，只好转回来，我的心情异常忧郁、暗淡。我心想，几万人的救国军都不敢抵抗日军而逃跑了，只剩下了18人的我们的部队将怎么度过这个冬天，用什么妙法闯过这个严峻关头呢？18名队员，正如日本人喜欢说的那样，可以说是“沧海一粟”。
部队从40名减少到18名，是有各种原因的。有阵亡的，有因病掉队的，也有因身体虚弱被打发走的，还有些不愿斗争了，让他回家的。独立军出身的年纪较大的队员和部分农村青年更是难以坚持。
最后留在队伍里的，是在吉林就加入共青组织参加斗争的同志。率领这18名队员，闯过生死关头向汪清行军时，我领悟到：一个人只有通过组织生活受到锻炼，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尽到革命者的道义和责任。
我们在向汪清行军的路上遇到了吴义成的通信员，和他一起行动。他名叫孟昭明。
起初，我们队员们为了弄清他的身份！盘查了他。那时，日本密探到处窜扰，所以我们对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是高度警惕的。孟昭明有根据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与反日部队的协定发给他的反日会会员证。这个会员证既发给游击队，也发给反日部队士兵。对持有这个证件的人，双方都予以保护和帮助。除反日会会员证外，孟昭明还带着吴义成给王德林的求援信。看了这些证件，我们完全相信他是吴义成的通信员了。
孟昭明去天桥岭是有其缘由的。他说：
“我为了转达这封信到了东宁，可是王德林已经跑了，我扑了个空，只好回来找吴义成，他也只留一个营在老母猪河，自己撤到红石砬子去了。但他留下的那个营也转移到小三岔口（天桥岭）方面去了。我这是去找那个营。
就是死也得抗日嘛！”
孟昭明的抗日思想是非常坚决的，他慨叹他说，东北三省没有个能够平定时局的人物，并问我：“队长，您认为是我们赢，还是日本赢？”“我认为，我们赢。西方的一个作家说，人生在世上不是为了失败，而是为了胜利。你和我现在踏雪行进，不就是为了胜利吗？”我决心同孟昭明一起去找转移到小三岔口方面去的那个营长。我想，要把联合战线的命运寄托在这个营身上，无论如何，一定要说服这个营，让他们不要放弃斗争。
孟照明同我们一起到了汪清，还参加了腰营沟防御战。他是在最艰苦的时候帮助了我们，和我们生死与共的难忘的同行者。1974年，孟昭明给我来信，感怀深切地回忆了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相遇时的情景。
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过去在苦难中同我们建立了友情的吴义成的通信员还活着，在敦化合作社从事农业生产。
我记得，我们过的最艰难的关头是在老黑山。直到老黑山，还有救国军同行，尽管他们有些不牢靠，我们也吃了很多苦，却不觉得孤独。可是，他们逃到苏联去之后，在那空旷的台地上只剩下了我们18个人。周保中也率领王德林越境时留下的一部分人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就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了。
空中有敌机盘旋，撒传单要我们投降，地面上参加“讨伐”的日军部队从四面包围我们。加上在我国高山地带也罕见的严寒和齐腰深的积雪，使我们根本无法前进。费力积蓄下来的口粮也都吃光了，每天临时找点东西凑合着充饥。5月在小沙河穿上的军服也破得露了肉。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候，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遇到了一位姓马的好老人，才得以死里逃生，过了这道难关。这天正是大年三十。从思想上看，这位老人没有政治信仰、无党无派，对国民党的政治则加以唾骂。但他也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一句话，他是一个厌世思想浓厚的人。但是，他是一位助人为乐的善良热情的好人。
马老人有两栋房子。我们住下房，上房住着救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