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母亲看着我说，出门在外，你可要照顾好自己。
我点点头。
母亲又说，与人相处，要谦让，要宽容。
我又点点头。
后来母亲说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骑了几个小时的马，太疲倦了，我就那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睡在床上了。桌上放着做好的旗袍，旗袍里包着一本《圣经》。母亲一直要我读它，可我读不进去。看来母亲是要我带上它。母亲不在房间。
我想她一定是出去买早点去了。我最喜欢吃我们那个镇上的米糕了，特别是刚蒸出来的时候，又香又软。我每次回家，母亲都要买上几个。那米糕也便宜，2分钱一块。
我坐在那儿想了想，决定趁着母亲还没回来之前赶紧走掉，免得母亲告别时又伤心落泪。
我一看见母亲落泪心里就疼。我却没想到，即使我不看见，母亲也是要落泪的，而且会更伤心的。那时我还体会不到母亲的心情，我只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从作业本上撕了张纸写了一行字：妈，我走了，我会回来看你的。但写完后，我又把纸揉了，塞进了衣服口袋。我想这些话都是说过的。母亲知道。
有些话，我是说我们心里珍藏着的那些表达感情的话，是应该对自己的亲人说出来的。我们以为我们是亲人，那些话就不必说，我们以为亲人是知道的。但不是那样，有些话不说出来，亲人永远不会知道。而等你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你再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把母亲赶做出来的那件蓝旗袍，还有那本黑色羊皮封面的《圣经》放进了行李中。我想不带走会让母亲伤心的。我站在屋子中间四下看了看，心里有一刹那的难过。但我甩了甩头，赶走了这刹那的难过，毅然打开了门。临出门前我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很想吃几个母亲买的米糕，为此我还咽了一下口水。
街道上静悄悄的，晨雾弥漫。
我一头扎进雾里，心情却十分晴朗。
后来我给母亲写信。
第一封信是刚入伍时写的。我说等我从军政大学毕业了，就回去看你；第二封信是在离开眉山时写的，我说我参加了进军西藏的部队，等解放了西藏就回来看你；第三封信是在昌都写的，我说现在上级号召我们要长期建藏，保卫边疆，暂时不回来了。
我就这样一封信一封信地远离了母亲。
我曾经因为不懂事而深深地伤害了母亲，这种伤害一直无法弥补无法偿还，结果是你们替我的母亲偿还了。你们以你们的方式，让我在几十年后，终于尝到了被孩子们抛弃的滋味儿。这种抛弃不是以离别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以不理解不接受的方式。你们拒绝理解，而拒绝就是抛弃。
但我不怨你们，这样的结局在一开始就是写好了的，我明白。
6
那个冬天，我是说1949年的12月，我真的穿上了军装，成为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
我们4个好朋友幸运地分在了一个班。刘毓蓉已经说通了未婚夫，未婚夫答应等她读完军政大学再结婚。姚兰芝还瞒着家人。吴菲虽然告诉了父母，但父母很不情愿。她的父亲是重庆一个百货公司的业主，家庭条件相当好。父母亲舍不得让她跑到军队上去吃苦。但吴菲已经铁了心，无论父母和兄长们怎么劝阻也不听。后来她索性使性子说，如果父母再阻拦她参军，她就和家庭决裂，让他们这辈子再也没有她这个女儿。
父母终于妥协了。那天她的父亲亲自把她送到学校来，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一旦过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家。吴菲见同学们都看着，觉得很丢人，一个劲儿撵她父亲走。她父亲无可奈何，终于走了，满眼都是担忧。我想要是他知道他女儿日后还会去西藏，肯定会用三把大锁把她锁在家里的，任什么也不会让她去的。她父亲走出去之后又很快倒了回来，把我拉到门外，悄悄地塞给我一叠钱，说请我以后多多关照他的女儿。我的脸一下红了，推开他的手很生气地说，我和吴菲是好朋友，我们会互相帮助的，你不用这样收买我。
我真是那样说的，我觉得他那样做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一直到很久以后，当我们走到藏区，身上没有一分钱买卫生纸时，我才把这事告诉吴菲。
我开玩笑说，早知如此，还不如把你爸的钱收下来呢。吴菲说，别说你，就是我也没要他的钱啊。这下可好，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了。我们一边说一边乐，并不为自己没钱买卫生纸而难过。
进入军政大学没多久，我们最初那种当兵的兴奋和喜悦，就被严格的学习和训练取代了。
每天早上一吹哨就起床，出操，打扫卫生，然后是训练，在操场上一遍遍地来回走着。当时正值冬天，天气阴冷，站在那儿手脚冻得发僵。那些派来训练我们的解放军一个个都严肃得像铁人，从来不笑，也从来不心软，不到时间一分钟也不会提前结束训练的。
每天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女兵们一个个累得直叫妈。我还好，从小爬山，经累。吴菲就惨了，平时路都少走。她一躺上床就叫唤说，不行了，我不爱解放军了，他们太严厉了，太没人情味儿了。我说好啊，那你也别爱自己了，你自己就是解放军呢。吴菲大笑，说，呀，我怎么就忘了，我自己也是解放军呢。那不行，那我还得爱。
是的，尽管穿上了军装，我们还不像个军人。严格地说，我们只是些穿着军装的女学生。
但我们单纯、热情，愿意改变自己。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像个军人。
军政大学真如校名所示，就是学习政治和军事。
我们的课程有时事政治，有社会发展史，还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至于军事课，主要是掌握最基本的军事知识以及队列要领，不会让我们操枪弄炮。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走路时，已不再像做学生时那样喜欢挽着手臂摇摇晃晃，而是甩起手来迈着大步。我们见到领导时，不再扭扭捏捏地往边上躲，而是大大方方地上前行个军礼。我们一天天地把那些刻板的形式转变为内在气质，军人气质。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唱歌，特别喜欢大合唱。部队的大合唱跟教堂里的唱诗班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静得不能再静了，一个是热烈的不能再热烈了。我很喜欢那样的大合唱，喜欢那种节奏强烈的、山呼海啸的、分不出彼此的感觉，喜欢自己的声音淹没在其中，又冲撞出来，扬上云端。每当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校长挥动着胳膊指挥我们唱歌时，我听见的都不是自己的声音，而是自己的心跳。我们激情万状地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唱《团结就是力量》，唱《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这是一首多么好听的歌啊！时至今日，一唱起它仍会让我激动，仍会让我的血液沸腾。
我知道，你们说我的性格有些硬，不像别的母亲那么温柔和蔼。我想，也许那是因为我从年轻时，就努力想磨掉自己身上的那些女人气吧。真的，那时候我认为一个女兵是不该像女人的，而应该像个男人，或者说像个男兵。我后来真的像个男兵了，常常有人叫我“小伙子”，我不但不难过，反而很自豪。
请你们原谅并理解你们的母亲。
一年后，当我们整队集合、喊着口令步入会场时，我们已经和初进校时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们甩着手臂，踏着节奏明确的步子，与整支队伍融为一体。特别是当我们唱起歌时，更显得英姿飒爽。我想，我终于成为自己羡慕的女兵中的一员了。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但我不知道，作为一名女兵，仅有自豪是远远不够的。
7
1950年初，当我开始在军政大学学习时，你们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上级指示，前往川南一小城驻防。
如果说你们的父亲对驻扎下来、不再打仗、进入和平生活没有一点儿向往的话，那也是不真实的。因为这时的他已经老大不小了。加上他在团里时的老搭档王政委，也就是你们知道的王伯伯已经结了婚，常常在他面前夸耀自己的媳妇，脸上浮现出幸福满足的笑容，让他羡慕。
王政委的爱人，就是我后来的队长，叫苏玉英。王政委原先在师宣传科工作，苏玉英在师文工队，两人就认识了。打过长江后他们结了婚。等到了四川，他们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
这让你们的父亲非常羡慕。
接到驻防命令时你们的父亲想，也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大家都非常疲惫了，能够在天府之国里驻扎下来，好好休整一下也是好事。打了十多年仗，根本顾不上成家的事。现在总算可以考虑一下了。他甚至具体想到了找一个四川姑娘做媳妇。他也不知听谁说的，四川姑娘个个聪明能干，又能吃苦。他很羡慕王政委，他觉得他们这一对是最理想的，既是夫妻，又是革命战友。他想自己要是也能找个队伍上的女同志就好了。但他又觉得这很不现实，当时部队上的女同志少之又少。所以他看着王政委脸上放光的样子，总是又高兴又羡慕地擂他一拳说，要当爹了，还不快请我喝酒。
王政委那时候的确很兴奋，革命胜利了，妻子也快要胜利了。大事小事都顺心如意。他走起路来都哼着歌儿。自己心里高兴，当然也就愿意关心别人，他对你们的父亲说，喝酒算什么，我的参谋长，这回到了四川，驻扎下来，我一定帮你好好挑个媳妇。参谋长媳妇的好坏，可是关系到咱们师士气的大事。
你们的父亲说，行了吧，只要你的革命后代顺利生下来，咱们师的士气就不会有问题。
至于我嘛，无所谓。
王政委说，真无所谓吗。
你们的父亲嘴硬，说，无所谓就无所谓，只要有兵带。说句摆老资格的话，他们个个都是我的孩子，就算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