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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十年精华-第34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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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读书人的气节和风骨,正在这里。无论他多么不明世情不识时务,可他敢用心跟任何人说话。即便有点酸腐,也酸腐得正宗可爱。而现在的人面对他们,又怎么能不汗颜呢?□

 

Number : 9819 

Title :第十二座雕像

作者 :邓琮琮等

出处《读者》 : 总第 196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7。7。14

Nation :

Translator :

  

  迟到的雕像

  写作本文的时候,清华园中,一座雕像正举行着揭幕典礼。那是这所著名大学中的第十二座雕像:儒雅的梁思成先生,戴一副眼镜,正微微地笑着,平静,坦然,好像刚刚走出家门,到他创建50周年的清华建筑系去上班。

  写作本文的时候,北京城里,“夺回古都风貌”活动正热烈开展着,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恢复一段当年北京的旧城墙。一些北京市民正抱着当年拆毁的旧城砖,在电视镜头前说着:“我们要为恢复北京城墙做贡献。”

  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当年,为保护北京城墙,梁思成先生如杜鹃啼血,奔走呼号,结果是无可奈何城毁去。而今天,抱着旧城墙砖,呼吁恢复城墙旧貌的,许多都是当年的毁城人。这是历史经常爱开的大玩笑:当行动者自以为是在从事一项伟大事业时,他们实际上只是在演出一场时代悲剧。真正伟大的往往是使人忘记伟大的东西。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了一座新的迟到的雕像。梁思成先生的脸上,没有亲人记忆中的风趣和俏皮。可能,这是雕像者有意为之。因为,我们发现,先生的目光正穿越历史,希望我们从那被忘却的历史中捡回点什么有用的东西。

  一毁一保一念间

  让我们先回到1957年。“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而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每一炮,都像在梁思成的心中炸响。他已经有了无望的感觉,但这位中国建筑业的泰斗还要为保卫北京城墙做最后拼搏。

  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

  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

  梁思成流泪了。他要去找周总理。

  “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在1957年,这话比“右派”还要右。但梁思成说了。

  有人劝他:“算啦。你被批判得还不够吗?这是什么时候了?不行就出去吧……”

  梁思成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宁愿做一个‘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决不出走。”

  但他不明白:北京旧城是在伟人的努力下才保存下来的,而今天的毁城决策正是当年的保卫者做出的。

  他还记得,那是在1948年深冬的北平清华园,家里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3个月前,在南京北极阁,他刚刚当选为院士,一回到清华园,发现整个北平已经被共产党的军队围得像铁桶一样了。

  此前3天,这所由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学校,已经被解放军正式接管,校园里到处是兴高采烈的面孔。青年学生纷纷起来护校,一些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公开亮出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梁思成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其实,“北极阁院士会议”刚刚开过,国民党政府已经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朋友们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去吧。”他拒绝了,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可眼下他确实有些担心了。近在咫尺的古城已经被围了好几个月,城里的傅作义将军是战?是降?是和?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共产党对这样一个瓮中之鳖究竟有多久的耐心呢?真要打起来,那一座座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他不愿往下想了。

  梁思成的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梁启超,戊戌政变,亡命日本后,1901年在东京生下了他。他自幼受父亲的熏陶,对中国古典文化素养深厚。11岁回国,14岁进清华学堂,23岁留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建筑,兼攻西方建筑史。游历欧洲时,对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珍视和保护古典建筑的做法,印象深刻。1928年回国后,一边教学,一边和夫人林徽因及同事、学生遍访中国各地的古代建筑。十几年中,足迹踏遍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2000余项。

  这样一位对中国古典建筑情有独钟的建筑学家,要目睹五代之都在兵燹中毁于一旦,那种痛心疾首可想而知。他觉得,自己比被围在城里的傅作义将军还要度日如年。就这样天天在担忧之中煎熬着,直到有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叩响了他寓所的大门。

  许多年以后,梁思成还在懊悔自己没能记住来访者的姓名,只知道客人是围城部队的一名解放军干部。那是他第一次真正认识和了解共产党人。

  来人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这真是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想不到共产党人有如此远见卓识!

  梁思成先生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那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进行了详细讲解。

  他很感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想:共产党人了不起啊!

  于是,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在西柏坡,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指挥所墙壁上。随后,毛泽东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第一项第一级。在攻城的演习训练中,解放军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一个月后,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著名画家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有为先生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辞:“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了。

  这一次胜利,是良知的胜利。不论是毛泽东、傅作义,还是梁思成、康同璧,历史都会“大书一笔”。

  但新中国成立后,保卫下来的北京旧城,却要在“保卫者”手中毁掉了。它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得到了保护,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得到了关怀,但却要在和平时期里彻底消失。

  对此,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

  “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没有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在思想上我觉得整个世界在飞跃前进,我实在跟不上。奈何!奈何!”

  当时的梁思成,不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而且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但他无法主宰北京城墙的命运。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梁陈方案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无可奈何城毁去

  让我们看一看梁思成要保卫的是一个怎样的“北京旧城”。

  即使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也早已从香烟牌上见识了大前门。今天,在人们看到孤独兀立在车水马龙中的前门箭楼和正阳门之间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如此一说,你对北京的毁城也不会那么无动于衷了吧?

  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在其所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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