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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认识、分离出人的所有基因，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终目标，它的近期工作是到2005年，绘制出4张图：遗传图、物理图、序列图、转录图。
董：这些图绘成了，做什么用？
杨：用途太大了。有人把它比成“人体的第二张解剖图”。格雷的第一张人体解剖图，曾奠定了近代医学基础。这第二张分子水平的解剖图，将是21世纪医学、生物学的基础。再进一步说，就是弄清楚人体中30亿对核苷酸的顺序。打个比喻：你从月球上找地球的一个人，就说找我吧，50多亿人，怎么找？是不是应有一张图，先找中国，这就好比找到了染色体，再找长城，然后再找天安门，找雍王府，最后找到我。这四张图好比是“人体地图”，沿着一个个路标，即我们说的“遗传标记”、“物理标记”，一步步找到每一对基因，搞清楚每一个核苷酸。
董：这些图对所有人都适用吗？
杨：对。人类基因组只有一套，不管是什么人种。这就好比人体解剖图一样：所有人的骨头数量，心、肝、肺的位置都差不多，只是具体的大小指标不同而已。
董：2005年一定会完成这些图吗？
杨：现在我们很有信心，这首先归功于技术的发展。这里我们要讲到基因克隆技术。克隆技术，就是无性繁殖技术，再讲得明白些，就是复制技术，像复印机能复印出一模一样的东西似的。正是有了这些技术，才使人类基因组计划有实现的可能。就目前的进展看，即使没有新的技术突破和新的投资，到2005年完成这4张图也是很乐观的。“遗传图”已超计划提前完成，“物理图”也差不多啦，“序列图”没多大问题，而“转录图”则是“基因图”的雏型。
董：那将来我们去医院查病，是不是得先查基因，把它与正常的图比较，看看哪儿有不同，就查出病来了？
杨：是啊，确有这样的设想。除了病历外，到医院还得带上一个光盘，上面就有你的“基因图”。那时的电脑查图，比翻开色板还快，而一些疑难病症，就更加重要啦。假如你是个色盲者，医生用不着先翻你的眼皮，他会说：“先查查基因吧。”利用这些图，肯定可以发展出高度准确的诊断技术，而且，还可以对疾病发布“预告”。但它的作用远不止这些，对医学、生物学的好处，现在还无法估量。
这项工程将会产生复杂的人类伦理问题/光是研究这个问题，美国就打算投资一亿五千万美元/我们正在向“生物学的广岛”靠近
董：如果真能对疾病“预告”，老百姓选总统什么的，应先要看候选人的基因组图，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
杨：是啊，美国就有人说，真有这样的图，就知道里根什么时候会得老年痴呆症了。
当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据传要用牙齿鉴定才确定身份。如果是现在，首先就查他的DNA，当然还需要他在世时或他子女的DNA数据。
现在，我们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以往科学计划的不同点：它将产生复杂的人类伦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计划开始前，人们足足争论了5年多。光是研究这个科学之外的问题，美国就拨了一亿五千万美元。
还有什么比生、老、病、死对一个人更重要？所以一个人的遗传信息，就是这个人最大的隐私。
一个孩子的基因组图该交给谁，孩子的父母、监护人？谁有权知道？如果这孩子压根不想知道自己将来怎样，有没有“不知之权”？如果知道了自己的健康情况，要不要医疗、养老保险，要不要告诉保险公司等等。
董：是够复杂的，还是留给专家研究吧。
杨：不，不，这是全社会的事，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发表意见。
现在所有的身份鉴定手段，都比不上DNA鉴定更精确。每个人的DNA都是独一无二的，决不会完全相同，除非是“同卵”双生子。因此它的鉴定比血型、指纹准确多啦！
董：如果从人身上摘下个细胞，是不是也可以复制出同样的人来，而且要多少都行？
杨：这已不是个技术上能否做到的问题，而是道义问题。不能搞，因为我们是人。
董：听说已经搞出这种小老鼠了？
杨：不仅有小老鼠，而且还有大牛。
董：我在托夫勒《未来的震荡》里，看到一段话，他对这门科学的发展怀有深深的恐惧：“时钟滴答作响，我们正在向‘生物学的广岛’靠拢。”
杨：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就连我们这么小的实验室，都能做这样的事：把艾滋病病毒跟感冒病毒接到一起，多可怕！
有人曾说过：“这个世界不是毁在几个不懂法的流氓手里，要毁就毁在科学家手里。”这其实是对科学家本身道义、责任感的担忧。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对科学的忧虑多于常人。对自己从事的专业可能带来的危害，体会尤深。
“人不仅可以设计某个人的身体，而且能设计整个人类。”这种说法绝对要不得，决不能干那种把几十亿人的生命，放到火山口上的事。
董：优生不好吗？难道让人少些病痛，更强壮、聪明、漂亮不对吗？
杨：优生，就等于承认了人在遗传上有优劣之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就是承认人人都是平等的。一个二战调查组曾这样讲过：一个普通的德国遗传学家，比10个盖世太保罪都大，因为百分之百的德国遗传学家，当时都支持了希特勒的优生理论。这是一个代价很大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深汲取。
好，我们撇开政治问题看，都说精神病不好，如果精神病人都不准出生，那我们还会有梵高吗？人类将失去多少天才。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残疾人，是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人！
去掉某个缺点，很可能同时就去掉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优点。举个通俗的例子，英国的“疯牛病”。可以说那些“疯牛”都是合格的好牛，个头大，产奶量高，肉也好，是不断“优生”的结果。可是“疯牛病”来了，一下子蔓延开，它们毫无抵抗力，几乎毁掉了整个英国的畜牧业。相反，在一个小农场里有一对老夫妇，养着一群土牛，个小，长得不好看，乳又不好，可就它们不怕“疯牛病”。现在就靠这些土牛的基因来拯救英国的畜牧业。
万一来了“疯人病”，人都没抵抗力怎么办？在历史上的欧洲，不就有过一场感冒，要了几百万人的命吗？多种多样是有存在道理的，即使现在已知的病都能治了，还会冒出多种多样的新病来。
董：如果明知孩子生下后，会得某种病，还让生吗？
杨：这应该由父母来选择，他们在被告知这一可能后，还要生，一个字：“让！”作为科学家，作为医生，要把所有问题给父母讲清楚，然后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叫“知情同意”。我们绝对不能以社会、法律、专家以及未来的名义，给出生定出某个标准，发出达标“许可证”，或强迫父母做出某种选择！
董：这个说法倒是新鲜。
杨：你想啊，谁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每个人都可能是一种或多种疾病基因的携带者，幸运的是，这些疾病没有在我们身上显现，而是在那些病残者身上表达出来了，是他们为全人类承担了不可豁免的负荷和痛苦，同时也只有他们与他们的家属才能做出这样的特殊选择：认识基因的存在，最终分离这一基因。正因为这样，我尊重一些父母不要残疾儿的选择，但更尊重另一些父母接受“挑战”，精心哺育、教育残疾儿的选择。
假如没有色盲病人，我们就不会发现，人体中原来有一个基因是起辨别颜色作用的。正因为病人和他们家属的支持，我们才能克隆到功能基因。
基因工程将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下个世纪的药物将主要是基因药物/“你们曾抢走了我们的黄金和钻石，现在又要来抢我们的基因！”
董：你同不同意这种观点：科学的惊人发现，往往由三个原因推动的：利他的思想、人的好奇心，还有巨大的商业利益？
杨：原则上可以接受。三者必居其一、其二。
董：人类基因组计划，有多大的商业潜力？
杨：太大了！将兴起或已经兴起了基因组工业。现在美国所有的医药公司，都往这上面投资，克隆疾病基因，以便将来挣大钱。美国有几家小医药公司，成立没几年，只有几个人，大家都以为他们活不下去，可现在就数他们活得好。他们专门克隆疾病基因，卖给大公司。一个肥胖病基因的转让费，就要2000万美元。西夸纳治疗公司，成立才两年半，十几个人，一宣布他们克隆到了哮喘病基因，股票一下就涨好多倍。
董：为什么疾病基因这么值钱？
杨：现在克隆的功能基因，主要是疾病基因。假如想治肥胖症，就必须找到病因，也就是肥胖基因，我们把这叫“靶基因”。疾病都与基因表达有关，要治疗，就必须对相关基因进行抑制或调控。所有药物的开发，不能直接在人体上实验，而在“靶基因”上实验的效果，与在人体上一样。所以治某种病，就得先找这个病的基因。
董：此外，还怎样用基因挣钱？
杨：门路很多。如生产转基因产品。现在要移植器官的人越来越多，可哪有那么多人体器官？一个设想便是利用猪，它跟人是“近亲”，器官大小都差不多，而且长得快。想要个心脏，就把人的基因移到猪身上，不是一个而是一套，包括快速排斥等免疫基因，结果猪长出的心脏，就跟人体长出来的差不多。
董：有一篇报道说，美国的家长们，为了让自己的矮孩子长高，就给孩子注射一种叫生长素的基因药物，一年花5万美元，要连续5年，就是说一个孩子要25万美元。这样，厂家岂不挣大钱了。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