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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巨案，起源于一起特殊的诈骗案，诈骗犯是泰安郊区的一个无业游民，名叫汪德海。此人年仅27岁，不学无术，却精通骗术——用重金贿赂政府官员，借助官员的力量去骗取贷款；用骗来的钱再贿赂更大的官员，然后再去诈骗更多的钱。
1994年7月26日，汪德海案发。涉案人员中，有市公安局副局长阎克争，此人曾帮汪德海从泰山石化集团借贷出100万元人民币。
法律规定：凡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之类案件，须交检察机关审理。
1994年9月15日晚10点，市委一位领导将汪德海案的材料交给了市检察院检察长公丕汉。他特别告诉公丕汉：只许查与汪案有关的、身为泰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某的事，不要涉及阎克争。
第二天，公丕汉在本院挑选了两名干将，告诉他们，今后专门负责此案，不许对任何人透露有关此案的任何信息。
第三天，那位领导给公丕汉正式移交案件。市公安局局长李惠民对公丕汉说：“给你3个人，都是我的处级骨干，从今天起他们配合你的工作，听从你的指挥。”检察院历来是独立办案，又是涉嫌公安部门的案件，哪有要由公安局协助的道理？公丕汉明白：市委不相信自己，特意派人来监视。
公丕汉不动声色，说：“这个案子日后如何办理，要按检察院的办案程序进行，希望大家能够通力合作。眼下先就地待命，谁也不许外出。”一道命令，将那3个人“钉”在了办案点。
公丕汉一手稳住公安局的人，一手秘密组织人马连夜突审汪德海。在强大的攻势下，汪德海详细交待了他贿赂阎克争的罪行。
公丕汉到底想要干什么？9月26日晚10点，市委书记胡建学打电话给公丕汉，让他到泰安东都宾馆五楼会议室谈话。
胡建学问：“不是让你只查泰山区公安分局李某的案子吗？怎么要查阎克争？”
公丕汉说：“作为检察官，我不能抓了小的而放了大的，您说是不是？因此，我建议，对阎克争应尽快立案侦查。”
胡建学表情极其严峻地说：“你有把握吗？”
公丕汉答：“如果此案办错了，我将辞职。即使我不辞职，您也有权建议撤我的职。”
胡建学考虑良久，淡淡地对公丕汉说：“好吧，你去准备材料吧，向书记办公会汇报。至于立案的问题，等开过书记办公会后再说。”
公丕汉四面楚歌
汇报材料交上去了，书记办公会却迟迟不开。公丕汉再三督促市委，但市委方面总是回避他。最后，被他逼急了，一位副书记难为情地对他说：“再单独给胡书记写份报告吧。”
公丕汉明白了这位副书记的暗示：是胡建学在从中作梗。为了更加明确地证实这一点，他将计就计，又写了一份汇报，详细陈述阎克争的6大受贿罪证，要求尽快批准立案。公丕汉将汇报交给那位副书记，并亲眼看着他拿着汇报走进胡建学的家门。第二天，公丕汉打电话给胡建学，问是否看到汇报材料？胡建学居然硬说没看到。公丕汉开始明白：他真正的对手，可能是泰安地区的顶头人物。
鉴于公丕汉的“顽固不化”，胡建学开始给予警告，他在某一会上放风：“有的人，敢与市委对着干，绝对没有好下场。”
阎克争在市公安局里的几个哥们儿，终日忙着为阎克争串供、转移赃款赃物和销毁证据。某晚阎克争将汪德海行贿给他的那只用6万余元买的“觚”，转移到小哥们陈某家。后来风声日紧，陈某害怕，问阎克争怎么办？阎指示他将货想法还给汪家。陈某便约汪家人在一偏僻的加油站会面。深夜，两人在一辆摘掉车牌的轿车里交货。这时，背后100米处，一辆上海轿车突然亮了一下车灯，陈某是干公安的，心想这一定是检察人员在跟踪，拍下了他们的举动。所以，当检察官暗中去传讯他时，他毫不隐瞒地坦白了转移赃物的经过。检察官赶紧顺藤摸瓜，追到汪德海弟媳父亲的小仓库里，缴获了重要的犯罪证据——觚。
10月6日上午，公丕汉坐车出了家门，七绕八绕，甩开了后面的跟踪，直奔省城济南。
公丕汉将整个案情及市委的态度向省检察院检察长赵长风作了汇报。很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反常的案例，市委一帮人为什么要如此袒护一个副县级干部？赵长风态度很坚决：此案已到这种程度，一定要一查到底！他立刻找来副检察长于冠杰，让他立即组织力量，当天赶赴泰安，介入此案。
省检察院突然来人，胡建学感到不妙，当即向一位副书记发出指令：“我暂不出面，你去对付，无论哪里来人，只准许办理泰山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某的案子，对其他的人不许立案。”
就在此时，省院派来的两位同志将全案了解后，说调查不细，证据不足，阎克争是否犯罪的问题不好认定，返回了济南。
公丕汉犹如当头挨了一棒。打电话向赵长风告急。赵长风说：“沉住气，继续办案，今后有什么事，可直接向我汇报。”他请求检察长给他以“火力”支援。
赵长风把电话打给了胡建学。交谈中，赵长风痛责公丕汉办案不力，有袒护包庇之嫌，言语之强硬，火气之旺盛，令胡建学吃惊。
胡建学召集孙庆祥、卢胶青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对付赵长风。在战术上，他们制订出三道“防线”：第一，以阎克争在要害岗位为由，提出由市纪检委查办此案，将办案权从检察院手中夺回来；第二，若第一条不被赵长风接受，那就设法让市纪检委和市检察院联合办理此案；第三，若前两条意见赵长风不接纳，不妨就让他们对阎克争立案，只要人还在泰安，就不愁没有办法。
10月14日，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公丕汉及泰山区公安分局局长一行来到省检察院“汇报”工作。赵长风听完案情汇报后，斩钉截铁地表态：前两条不行，阎克争的罪行已明显超出市纪检委的职权范围，必须马上交检察院立案。
“汇报”会一结束，公丕汉马不停蹄地回泰安。下午6点，他宣布：今晚就抓阎克争。
阎克争被捕，胡建学大惊。迟迟不开的“书记办公会”一经对阎克争立案，却马上召开了。
胡建学严厉地批评公丕汉，质问检察院抓阎克争之前为什么不向市委报告？简直是目无“党纪”。
胡建学阴沉着脸，宣布了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市委决定要加强对此案的领导，从现在起，成立以市委某副书记为组长、以纪检委书记和公丕汉为副组长的三人领导小组。三人小组要以党性作保，要与市委保持高度一致。三人中，谁的头衔都比公丕汉大，检察长的权力被剥夺了。
公丕汉原以为一旦立案就会打开局面，至此才发现自己想错了。他白天无法进行调查，一切活动只能在夜间进行，还要避开李惠民的耳目。
赵长风敲山震虎
10月19日，赵长风因事路过泰安。他告诉胡建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同志很关心此案，希望市委给予支持，一定要将此案搞彻底。
赵长风一走，胡建学立即发出一道“市委指示”：“所有办案点上的材料统统上交市委，不准扣留一页，若留一页，也算是黑材料，是非法！”
阎克争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却将孙、卢、李三人的问题透露了一点，为何这样做？大概是想吓唬一下公丕汉，让他知道自己的事牵扯到市委大人物，让他知难而退；同时也给市委施加压力，让胡建学等人别忘了救他。他这一招没吓住公丕汉，倒吓坏了胡建学。胡建学赶紧找孙、卢、李三人，让他们看了刚收上来的材料，同时，他指示市委一个领导人，立即去找阎克争谈话，不许他乱讲。
原来，阎克争与泰山石化集团公司的“老板”们“关系”密切。1993年1月8日该公司股票发行时，徐洪波将30万股、价值60万元的股权证，行贿给胡建学和卢胶青。随后，徐洪波又将山东“鲁润”的40万股、价值40万元的股权证，行贿给胡、卢二人。当初，在胡建学的办公室里，胡曾百般叮嘱徐：千万把事情做仔细，否则，就会被——他用手向下猛地一抄，做了个“一窝端”的手势。
如今，阎克争被检察院抓了，为防止“拔出萝卜带出泥”，胡、卢等人岂能不拼命地保他。
胡建学等人开始对市检察院全面施压。重压之下，办案组中，有几个人背叛了公丕汉。公丕汉腹背受敌，精神接近崩溃。
10月31日，卢胶青将公丕汉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亲热得如待贵客。他说：“再有1个月，市党代会就要召开了，咱们都得进市委领导班子，准备让你主管政法工作，建学同志让我给你透个风，党代会之前，阎克争的案子最好结案。你尽快了结这项工作，准备接受更重的领导担子吧。”
公丕汉明白：他们已是黔驴技穷。
公丕汉又悄悄地给赵长风打电话，说出自己胸中所有的苦闷和疑虑，请求省院再次增派援兵。
赵长风派出了以省反贪局副局长李少华为首的另一省院调查组。
李少华雷厉风行
李少华是位办事泼辣、果断的女同志，她11月4日到达泰安，和省检察院刑侦处副处长魏炬华等人，24小时不休息，仔细研究案情材料，最后与公丕汉的结论一致：阎克争的6大罪状，条条可以认定！
胡建学深感情况不妙，决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逼迫此案终结，定出口径：“阎案只有2700元可以认定为受贿，其他问题不能定。”他命三人小组立即向赵长风汇报。
11月19日，李少华、魏炬华秘密回到济南。
11月21日，赵长风接见三人小组，在座的还有省检察院几位副检察长及反贪局的正、副局长。
三人小组组长汇报了市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