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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天花板上最不装饰。
脚享受地，身体和眼睛享受墙，头顶享受天花板。我爱懒懒地躺着，我是一名天花板爱好者。由于很少有躺在别人床上的荣幸，通常只能欣赏自己家的那个顶。逆光下，泥工即兴涂抹的痕迹异常生动。它吟唱，奔腾，出神入化，鬼斧神工，大气磅礴。像天一样的天花板呀！墙面的刻意装饰顿时可怜起来，叭儿狗面对一匹狼怎么不可怜呢？
光从上面泻下来，太阳般地普照我们，灯光下，家中的一切有着太多的功利和意义，实在得排斥所有的想象。可以救我们的只有这天花板了。依据这个心理，教堂的神老爱蹲在那高高的顶上。
卫生间
只有在这里。我们才真正回到了自己。
这是本世纪最通俗最深刻的悲剧。
锁
我曾想写一个故事。一个人，得到了新居，高高兴兴地装修、虔诚地装锁。一切进行得非常完美，他站在门外，这里看看那里瞧瞧，有点得意。不料，一阵风将门吹上了。他没带钥匙。这时他才真正可以放心，这锁实在是非常牢靠。
锁的故事真是太多了。
什么地方
关于家的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家在什么地方？
我们为此而安居，而迁徒，而焦灼，而疑惑，而费尽心机，而一无所有，而家破人亡。
中国人将此称为“风水”。
Number：5383
Title：智慧与人品
作者：周国平
出处《读者》：总第165期
Provenance：追求
Date：
Nation：
Translator：
我相信，骄傲是和才能成正比的。但是，正如大才朴实无华，小才华而不实一样，大骄傲往往谦逊平和，只有小骄傲才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脸相。有巨大优越感的人，必定也有包容万物、宽待众生的胸怀。
文明之对于不同的人，往往进入其不同的心理层次。进入意识层次，只是学问；进入无意识层次，才是教养。
有两种人最不会陷入琐屑的烦恼；最能够看轻外在的得失。他们似是两个极端：自信者和厌世者。前者知道自己的价值，后者知道世界的无价值。
狂妄者往往有点才气，但无知，因无知而不能正确估量自己这一点才气。这是少年人易犯的毛病，阅历常能把它治愈。
傲慢者却多半是些毫无才气的家伙，不但无知，而且无礼，没有教养。这差不多是一种人格上的缺陷，极难纠正。
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是很少的，有些人的自信不过是一种“有益的盲目”，似乎下意识地知道自己内心的空虚，避免去看透自己，以维持虚假的充实。真正的自信者必是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人，而这样的自信也必定和对自己的怀疑及不满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人的自信必须靠自己去争得。事实上，几乎所有伟大的天才都并非天性自信的人，相反倒有几分自卑，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为这弱点而苦恼，不肯毁于这弱点，于是奋起自强，反而有了令一般人吃惊的业绩。
我相信，天才骨子里都有一点自卑，成功的强者内心深处往往埋着一段屈辱的经历。
Number：5384
Title：金岳霖晚年的回忆
作者：金岳霖
出处《读者》：总第165期
Provenance：东方
Date：1994。5
Nation：
Translator：
老朋友姜丕之要我写回忆录，说过几次，我都没有同意。理由是我认为我的工作限于抽象的理论方面，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忆的。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同我同时代的人作古的多。我的生活时代分不开，也就是同一些新老朋友分不开。接触到的还是有东西可以同大家一起回忆回忆。
我同毛主席吃过4次饭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过4次饭。第一次是在怀仁堂晚会上，时间是1957年。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他就给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1957年还有两次午饭，都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开的小会。看来毛主席是在亲自参加一方面反章罗（按：章、罗即章伯钧与罗隆基）、一方面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次可以说是湖南同乡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两位老人。程先生话不多，章先生话很多，他还给了主席两三张纸条子，不知道是什么。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先生说：“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我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们都是同乡先辈，我不想多说话。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
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这些只是小的接触而已。
大的接触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来了。我做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满以为我在民族立场上毫无问题。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我说了之后，听众反驳说：我们想的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周总理曾说过民族立场不够，最后要工人阶级立场。这完全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某种特别情况下，立场显得根本。1948年12月间的北京就处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人就离开。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刘崇宠先生可以算是年纪大的。走的大都是中年人，并且是容易到美国去谋生的。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这一事实表现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一叶凋零，深秋将至，季节如此，风尚变然。在上述时期以前，青年人就唱起下面这句话来了：“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进攻。”事实是北大和师大都是中国味重，本地味重；清华、燕京洋味重。重洋轻中，早已成为风尚。
不但青年学生有此风尚，居民有些也暴露这一风尚。我自己没有看见，据说春节时有人在西交民巷住宅的大门口贴上门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里虽说“与鬼为邻”，可是仍“望洋兴叹”。
章士钊的几句话蛮有意思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这道理确很简单。
陈寅恪的学问看来确实渊博得很
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ja；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抗战时，他不在昆明的时候多。有一段时期他也来了。当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寅恪看来也是喜欢作对联的，他作了”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联。不久以后，他好像是到英国去了一次。
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的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轻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不久后将对他采取措施。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