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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周镇涛的话，张镇芳已经完全维持不了镇静的外表，他脸都有些发白。好不容易压住心中的情绪，张镇芳说道：“请问周师长，人民党若是要对河南动手，会在何时？”
周镇涛在人民党里面憋了一肚子气，看河南总督张镇芳被吓成这样，心里面按捺不住的有种快意，他答道：“这得看张都督你了。你现在也不敢直接打仗。你走政治解决的途径，人民党也不会听北洋政府的。河南的问题就是税收太重，就当下的局面，百姓活不下去了，那就会投奔人民党。河南的总税额不变，张都督你能收税的地方越来越少，那就只能在河南其他地方增税。河南其他地方一增税，百姓们日子更过不下去，投奔人民党的速度就更快。只要这个税不降低，河南政府能管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少。张都督，人民党谈起你来，一直说你是人民党在河南最好的朋友，向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老百姓一是不明白，二是没兴趣。可张都督你这么个收税法，人民党一句话，土地革命，大家吃饱。百姓都能明白，自然而然的就投奔人民党去了。”
说了这些，周镇涛猛然生出一种疑惑，这都是陈克平常给同志们讲述的话，周镇涛总是认为自己不相信这些，至少也是不愿意去关心这些。那么为什么他现在仿佛是顺利成章的说出了这些话，而且周镇涛坚信这些话是正确的。承认了这些话，不就是承认了陈克以前变着花样向同志们灌输的那些思想么？既然人民党的一切事业，都是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周镇涛有什么理由认为“革命功臣”就理所应当的拥有更多的特权。
如果革命功臣应该有特权，那么陈克又该拥有什么样的特权？既然周镇涛认为自己应该有特权，陈克这个最大的功臣，就不该有让所有人民党同志接受陈克意志支配的特权么？
如果张镇芳没有被周镇涛所说的内容吓住的话，以他平常的严谨与认真，张镇芳本该能够看出周镇涛心中疑惑的。不过张镇芳已经彻底乱了阵脚。周镇涛所叙述的内容，彻底吓坏了张镇芳。
周镇涛所说的，或者周镇涛阐述的人民党对张镇芳的认识，点中了最核心的一点。张镇芳必须征够足够的税收。张镇芳并不是一个贪官，至少张镇芳自己认为自己是个比较清廉的人，张镇芳从没有为了自己的私利去经营税收。如果张镇芳听过陈所说的“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张镇芳或许会有找到知己的感觉吧。
张镇芳可以不为自己强行增添或者克扣税收，不过张镇芳却得为了北洋集团在河南征足税收。远在北京的袁世凯可以暂且不顾，北洋第二镇12000名官兵人均一年100量的税收是必须给足的。这就是120万两的真金白银。一个北洋军士兵一个月最少是30斤粮食，每年432万斤粮必须给足。其他地方部队的粮饷也必须征足，这意味着为了养这帮“丘八”，张镇芳需要想方设法征够200万两以上的真金白银，以及800万斤粮食。河南各地的官吏总数在10万左右，针对超过5000万人口的河南，这点子人数只有五百分之一，这批人要吃要喝。他们的支出如果全部让河南省府承担，就是三倍多于不到三万部队的指出。哪怕是与这些“丘八大爷”一样的薪水，周镇涛这位河南都督每年就要支出1000万两白银，4000万斤粮食。
要知道，清廷一年收入不过一亿两，大部分还是海关税收。河南这个贸易并不发达的省份，哪里弄来一千万两白银用于军队和官吏薪水的支出。军队的话，河南省咬着牙也得想方设法凑足。地方官吏的收入，就只能让他们自己想法办法了。
张镇芳不是不知道地方上盘剥的凶残，可他只是一个人而已，他又不懂屙金尿银的法术，钱从哪里来？莫说地方官吏，就是张镇芳自己周围那些人，哪个不是图了官位，晋升，各种官场收益而来。谁真心为了百姓的利益？即便是有这种怀揣理想的人，这种理想也早早的被现实砸得粉碎。
人民党嘲笑张镇芳是“人民党在河南最好的朋友”，张镇芳觉得很委屈，要说谁是人民党在河南最好的朋友，那还不如说是当前河南的制度才是人民党最好的朋友。只要这个制度还在，张镇芳就算是神仙一样口灿莲花，能够说服袁世凯免了河南几年的钱粮，地方上的那些人一文钱都不会向百姓少收。想中止这种税收的唯一途径，就是这帮人知道，再这么收下去，他们自己必定会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让这帮收税的官吏有了这种认知，其结果也不会是这帮人同仇敌忾共同面对人民党的威胁。其结果必然是这帮人抛弃北洋政府，抛弃了张镇芳，自己跟老鼠一样逃之夭夭。只留下张镇芳一人面对无法抗拒的灭亡结局。
作为一个读书人，张镇芳无数次说过“民心”二字，可张镇芳发现，这个官僚集团与民心二字相距的到底有多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张镇芳派遣了大量的探子前往淮海省与安徽省探听情报。探子们转回来的消息与周镇涛所说的别无二致。与近在咫尺的人民党相比，张镇芳不得不承认，他自己代表的北洋绝对不是代表民心的。
被恐惧紧紧捏住心脏，让张镇芳感到呼吸都难以为继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既然人民党如此得民心，身为高级军人的周镇涛为何选择离开了人民党？
仿佛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张镇芳觉得心情如同被解放般轻松，连怎么都喘不上来的那口气也匀了过来。“周师长，那你为什么离开人民党？”张镇芳问道。虽然不久之前，张镇芳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该主动问这句话的。
周镇涛没有立刻回答，因为周镇涛也在怀疑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人民党。本来是图了一时痛快向河南都督张镇芳讲述了一些人民党的基本行动。以及这些基本行动背后的理论支持。周镇涛一度怀着某种恶意，或许是想给人民党夺取河南添一点麻烦？或许仅仅是想找个相对有地位的人欺负一下，以消解心中的怨气。可真正的吓住了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后，周镇涛并没有发泄后的快感，甚至没有报复人民党的愉悦。周镇涛只是陷入了一种深刻的疑惑，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人民党？
现在周镇涛再也不是人民党的师长，只是一个与人民党无关的普通百姓。可是仅仅靠了在人民党那里学到的知识，他就能吓的堂堂河南都督说话声音都带了颤音。这就是人民党的力量，这就是周镇涛抛弃的那个组织所拥有的力量。
周镇涛不得不认真对待一个自己这段时间一直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或许他真的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莫道前路无知己一九四河南冲突（一）
袁世凯看了张镇芳的电报之后，只是冷哼一声，就把电报递给了旁边的王士珍。王士珍拿起信认真看了一遍，上面讲人民党最近不少人脱党，曾经就任人民党师长的周镇涛在开封待了一段，与张镇芳谈及了整个局面。
王士珍身为陆军部大臣，情报工作也是他负责的。看完之后他微微皱起了眉，最近人民党对北洋的情报网实施了严厉的打击，在北京的王士珍竟然没有收到这消息。
“聘卿，这电报到底什么意思？若是想说什么，直接写封信过来，什么不能谈清楚？”袁世凯问。没头没尾的接到张镇芳这么一封电报，里面欲言又止，让袁世凯很是奇怪。
王士珍和往常一样先是沉默思考了一阵，才慢慢的答道：“想来张镇芳在河南的差事办的不好，他有些事情不敢说。”
有了电报和京汉铁路，河南与北京之间消息只要一天就能到。袁世凯对张镇芳这个表弟很是信赖，关于人民党在河南的“渗透”他也有所耳闻，只是到现在为止人民党也没有主动出兵，袁世凯也乐得张镇芳维持着河南的局面。听王士珍这么一说，袁世凯才感觉的确有些不对头。袁世凯问王士珍，“张镇芳为何不直说？”
王士珍答道：“张都督受大总统所命都督河南，他自是竭尽全力想把差事办好。遇到些事情也不会轻易向大总统诉苦，我觉得大总统不妨发封电报问问他到底遇到什么事情。想来张都督就会据实以告。”
听了王士珍的建议，袁世凯没有点头同意，也没有摇头反对。他脸上露出了一丝迟疑的神色，停了一阵，袁世凯才说道：“聘卿，现在国事艰难，哪个省不是吵吵着要钱、要粮、要减税免税。就算是我发封电报过去询问，张镇芳说的也不过是这些事情。他就算是说了，我又能如何？任命他当河南都督，就是要他管好河南的事情，遇到什么事都向中央诉苦，只是和前朝般开了个恶例。”
清末这些年中央财政枯竭，特别是庚子赔款后，中央让各省承担起赔款。即便是遇到些水旱灾害，中央也都是采用让地方募集赈灾物资的方法。既然地方上指望不上中央，地方官员自然与中央离心离德。满清覆灭的如尘如土，就是因为承担赋税的士绅，与负责收税的官员都对中央离心离德。
袁世凯自然对此变化极为清楚，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地主，还有那些留学生为主的革命党，自然可以认为满清是一切的罪魁祸首。他们或者吆喝着“立宪”或者干脆吆喝着“革命”。仿佛满清把权力交出来之后，天下就能够大治。袁世凯当然不能认同这种想法，宣统小皇帝在位的时候，国家面对的诸多问题并不可能简单的因为宣统一个小娃娃从龙椅上滚蛋，或者满人集团被一扫而空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