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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德力再也忍不住，他上去一把抓住吴指导员的衣领，“不许骂人？我还要揍你呢。”
连里面的同志原本看着团长和指导员的冲突，有些是被惊呆了，有些则是看热闹。没想到却见到楚团长居然要和指导员动起手来，已经有机灵的赶紧想上去拉开。楚德力的警卫员离的最近，反应最快，他连忙插在两人之间，“楚团长，部队里面不许打骂。”
见自己的警卫员也不支持自己，楚德力更是恼火了，他大声质问道：“你这是听谁的？”
警卫员不仅没有被这话吓住，他说道：“团长，你这么做违反纪律。”
楚德力见警卫员还是在阻止自己，他大声问道，“你到底听谁的？听我的，还是听这个指导员的？”
警卫员被这话逼急了，他忍不住答道：“我听政治保卫部的。”
“滚！”楚德力放开了吴指导员，对着自己的警卫员猛推了一把。
楚德力与连指导员的冲突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了上面。工农革命军的基本纪律之一就是官兵一致，绝对不允许有大骂部下的军阀风气。更别说这次的学习内容之一就是平等。而楚德力与警卫员的问题更是惊动了政治保卫部。各级警卫员统统是由政治保卫部来安排的。这是陈克下达的死命令。包括陈克的警卫员在内，无一不是如此。警卫员们的工作之一就是阻止干部在一些大事上犯错。另外还有一个谈不上多秘密的工作，如果干部有背叛行为，警卫员要立刻向政治保卫部举报。所以警卫员们固然要保卫干部的安全，却绝对不是干部的私人部下。楚德力的行动让政治保卫部对此事相当在意。政治保卫部直属政治部，陈天华都被惊动了。
类似楚德力的这种事情并不是只发生了一件两件，这次评功讨论中，干部与战士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官兵一体。与同志们一起拿起工具就劳动并不等于就是官兵一体，以身作则。即便是楚德力做错了，吴指导员同样有自己的不足。类似吴指导员这样的干部和政治委员数量也绝对不少。
事情果然如陈克所讲，原本上层的路线争论虽然激烈，中高级干部之间好歹还有一个自制的问题。干部面对战士的时候，这种自制力摆明就弱化了很多。甚至不仅仅是弱化，不少干部在思想上并不算合格，他们的确是认为，我是领导，下面的人就该无条件听我的。
陈天华身为政治部主任，觉得真是脸上无光，他哀叹道：“这次的问题怎么会这么大？”
柴庆国心里头相当高兴，脸上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这次的问题可不光是这些，事情多。除了不够科学不够民主之外，军阀风气，提拔的时候不公平，领导干部的作风不贴近战士。当然了，也不全是干部的问题。部队里面很多战士工作的时候娇气重，有点成绩就翘尾巴。待遇上要求绝对平均，什么都得一样。都有问题。”
陈天华毕竟是有着相当的工作经验，面对这些问题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我亲自下去抓政委的工作。这些问题的确需要整顿。”说完，陈天华看向陈克，“陈主席，你有什么意见？”
陈克其实也挺开心，掀开盖子从来都是好事。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机会掀开，那就只会一直败坏下去。“我们不要光看到问题，天华同志，既然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了，那么我们恰恰可以从同志们中间看到很多非常优秀的同志。原本我们很可能没有机会看到他们。整顿固然是一方面，把这些优秀的同志提拔出来，以他们为主要力量构建起更有力的组织核心，我认为同样重要。革命工作么，总是要大浪淘沙的。”
莫道前路无知己一七四冲突的前奏（一）
评功工作不仅仅是部队，在徐州开设的干校也参与了挖掘工程。干校中有十几名日本同志，还有一个货真价值的编外人员。他就是来“考察”的北一辉。
到了春节前评功结束，北一辉也得到了自己的那份奖品。两条针织毛巾，两个牙刷，一个引着镰刀斧头标志的搪瓷茶缸，还有四块颜色是浅黄色，质地细腻，看上去就让人喜欢的肥皂。北一辉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把肥皂凑到鼻子边深深的闻了一下，那股混合着一种刺鼻味道的香气令人精神一震。放下手中的肥皂，北一辉稍显烦躁的坐起身来。
最近的消息实在是令北一辉心烦意乱。他刚到消息，就在不久前的1912年1月24日，幸德秋水等12人被施以绞刑。在日本轰动一时的“大逆事件”终于划上了句号。
1910年5月下旬，日本长野县明科锯木厂的一工人携带炸弹到厂，被查出。日本桂太郎内阁以此为借口镇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同年6月，日本当局开始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进行大肆逮捕，并封闭了所有的工会，禁止出版一切左翼书刊。从1910年底到1911年1月，对被捕的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诬陷日本社会主义先驱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图谋暗杀天皇，制造bao乱，犯了暗杀天皇未遂罪”。经大审院一审即终审的特别判决后，于1911年1月18日宣判幸德秋水等24人为死刑，另外两人为有期徒刑。
在这个时代，处决政治犯被公认为是一种政治恶行。在巴黎、伦敦、旧金山、纽约等地，左翼群众召开了抗议集会，并向日本驻外使馆写信抗议。在日本本国和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之下，大审院被迫以天皇的名义将死刑中的十二人减为无期徒刑。但幸德秋水等另外十二人却维持原判。
美国方面对日本的这个做法相当的反对，日本不敢得罪自己最大的出口对象，所以日本政府还玩弄了一个阴谋，故意拖了一年。美国人的注意力总不可能持续不断的放在日本政治犯身上，等外界风浪平息之后，日本政府悄无声息的对幸德秋水等十二人施以绞刑。
北一辉也是日本政府里面挂名的“异议份子”，与社会主义者关系也不是特别亲密，加上他当时不在日本国内，算是躲过了这一劫。但是在日本政府和这些社会主义者之间，北一辉无疑是支持社会主义者的。得知幸德秋水等人被杀，北一辉的情绪十分低落。
“一定要让这些人偿还血债！”他恨恨的想道。
可光在这里发狠是没有用处的，北一辉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中国革命之上。对日本明治维新彻底失去信心之后，北一辉期待中国革命能够开创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北一辉身为“dai路党”，引导这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当前腐朽的门阀统治，创立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日本国。为此，北一辉坚定的支持同盟会的革命，希望完成中国革命之后，进而解放日本，构筑对抗欧洲人的亚洲联盟。
即便是最早看重的同盟会已经没有前途，北一辉也没有失去信心。他试图在更加强大的人民党这里学习革命道路。到现在，北一辉并不能说失望，他只是感到一种焦虑。
人民党的革命理念中有着北一辉即为赞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纲领，有着追求社会公正的坚定路线。这都没错，但是在实践层面上，人民党有一种说一套做一套的风格。根据北一辉的观察，人民党的所有精力，至少是绝大多数精力都在建设更强大根据地的实践层面上。身为中国革命的旗手，人民党重实践，轻言辞。对外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功利主义，而不是强烈的革命态度。这让北一辉极为讶异。
更大的刺激则是人民党的内部教育，“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根据地中的统治阶级是广大劳动者”，在北一辉看来，这些洗脑般反复强调的理念，不是要推翻一个专制的政府，而是要用一个更加专制的政府对现在存在的专制政府取而代之。这令他十分不能接受。
心情纷乱之下，北一辉又拿起肥皂凑在鼻子下面深深吸了一下，碱性物质的刺鼻味道让北一辉精神振奋了一点。他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根据地的生活绝对不能称为恶劣。这些奖励品以及每日里堪比日本大门阀的饭菜，不谈薪酬的话，即便是日本海军军官生活也不过如此而已。
不过这与北一辉的希望大相径庭。他想在人民党这里学到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可是几个月以来，他学到的最多的则是如何从事实际工作。对已经建立起政权的根据地来说，这或许是可行的。人民党对于“唤醒广大劳动群众”可以说花费了极大的心思。陈克坚定的认为，统治阶级本身的特点之一，就是学会如何管理自己，学会认清社会本质。
干部学校培训之一，首先就是让干部们能够认清社会现状，学会如何组织劳动生产。在这次挖湖工程中，干校全部上阵。北一辉本以为学习组织劳动生产是学习怎么“组织群众去劳动生产”，他万万没想到，这是让干校学员们自己通过劳动来学习怎么组织学员们搞生产。
搞生产有多累，北一辉以前并不知道。他当年决定参加革命，为了筹集资金，北一辉可没有去投身劳动生产，而是参加了帮会，靠收保护费，勒索有钱人，弄到了启动资金。人民党搞生产的做法，北一辉倒也想过，不过这种来钱慢的思路，他当时就给否决了。
既然想学习人民党的组织，北一辉只好学着劳动。所谓劳动根本不是一群人在一起商量怎么能干的更好，而是一群人先拎起工具，埋头下去刨坑挖土。手会磨破，解放鞋的橡胶底再把滑，天冷也会冻出冻疮来。
很多问题的解决之道让北一辉觉得简直“不人道”。例如想解决手上摸出的血泡，唯一办法就是等血泡破了之后磨起茧子，这就能解决问题。血泡刚破的时候，刺刺的痛感让北一辉极为不快。人民党的同志们之间则以“互相鼓励”作为解决方案。
更神还在后头，所谓学会组织，并不是中国的明尊卑，定上下，更不是日本的那种森严的等级制度。组织化的第一条居然是让大家平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都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