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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沉默。又是沃特克一人大声鼓掌，连警察总局局长警告性的目光也制止不了他。
“有什么好说的？国际事务十分微妙嘛，在处理时出现些小小的分歧不算回事，因而外国人问题一直是政治家们不得不喝的一杯苦酒。德国作为要求避难者的乐园必须小心行事，以免勾起人们对德国人那个无法摆脱的过去的回忆。这就是说，咱们得蹑手蹑脚地走路。”
赖伯又翻了一翻他的材料，接着说：“我们现在不谈外国人这个犯忌讳的话题了，来看看我们青年人的情况吧。结论只有一条：青年犯罪率正在以可怕的速度上升！犯罪形式五花八门：盗窃、撬门、袭击、人身伤害、毒品买卖、各种各样的团伙犯罪。我可以引用州刑侦局的一项统计资料，题目叫做‘慕尼黑地区暴力犯罪者年龄比较’。亲爱的政治家们，我这儿有些话不得不说，作案人当中有71。5％是未成年的外国人一噢，对不起——非德国人，在有不可医治的后遗症的严重人身伤害案件中他们占了65。9％！在暴力犯罪方面，就巴伐利亚地区来说，德国嫌疑人中有76。3％，非德国嫌疑人中有82。1％居住在慕尼黑！我们并非属于特殊情况，所有的德国大城市都是如此，州刑侦局把作案人按年龄分类的做法挺有意思：在14岁以下的作案人中有52。6％是非德国人，14到18岁的有56％是外国人，18到20岁的也有56％是外国人，21到25岁的竟有57。5％是外国人，26岁以上的作案人中间外国人的比例持续下降。令人奇怪的是60岁以上的作案人的比例，德国人占了86。3％！我们成了犯罪老大爷的国家了！”
场上发出压抑的笑声。这一数字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道有退休者犯罪一说吗？市长先生怀疑地摇摇头。赖伯继续说：
“上了年纪的非德国人是良民，他们的犯罪比例只有13。7％！州刑侦局的这个统计数字表明，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是由14岁到25岁的人干的。原因何在？对此，我们尊敬的、今天在座的警察总局局长先生有个解释，我认为很能说明问题。我引用他的话：‘青少年外国人作案嫌疑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从1984到1993年人数增加了约28％。他们主要居住在慕尼黑，是长期以来生活在德国的外籍工人的子女。所以说，那种以为住在慕尼黑的外国人是好外国人，他们之中的作案人来自外地的观点是不对的。青少年作案人之中有一半以上是非德国人。’引用完毕。不久以前，警察在费乌尔特抓了七名16到19岁的土耳其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学生团伙，作案66起，其中30起是撬门行窃，所得赃物拿到赌场去赌博。我们在慕尼黑还看到另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那就是青年吸毒，不再是吸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本来就吸不起，而是一种时髦的毒品——摇头丸。我领导的那个科正在对付这玩意儿，可我得向你们承认，我们几乎是束手无策，没法阻止！正如有必要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给警察更多的资金、器材和政府支持一样，一定也要取缔正在一步一步毒化青年的摇头丸市场。局外人根本无法想象，在迪斯科舞厅和技术音乐舞会上，人们像吃薄荷糖一样吃着摇头九。青年们想通过摇头丸找到快乐、爱情、力量和休整，实际上却被摇头丸从内心里腐蚀一空。这个问题到21世纪也是个问题！要是没有政治家们的帮助，没有新的、更加严厉的法律，要是不给警察增加权力，扩大侦缉和拘捕的职权，那我们警察就无法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单是有关青年案犯何时达到判刑年龄的法律条款就必须修订，一名13岁的男孩打死一名退休者，从他口袋里抢去59马克45芬尼。这个孩子完全明白他在干什么！可是有的儿童心理学家却说什么那孩子父母家庭情况不正常，受到环境影响，智力发育不全，我听着就觉得可笑，那孩子有能力犯罪，他在明知故犯！我知道，我这是出了个难题，但是青年人犯罪不容忽视，必须修改法律，而谁能修改法律呢？是政治家们！可是事情一拿到他们那儿也就别想干成了，波恩政治家们永远达不成一致。说什么我们的法律够用了，那是扯谎！女士们，先生们，谢谢你们的耐心。”
赖伯在掌声中走进旁边的房间，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很想喝杯啤酒，这时候市长、警察总局局长和沃特克也进来了。
警察总局局长夸奖他说：“您说得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民众的心声，您认为情况会变吗？”
“不会变。局长先生，我说过了，香蕉的弯曲度更加重要。请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好吗？”
“说吧……”
赖伯说：“真让人恶心！”
贝尔塔·海伦坎普是位63岁的寡妇，她在汉堡的圣保利区出生、长大、结婚。她生育了三个孩子，把她的丈夫安葬在圣保利。没有什么能使她离开这个地方。
贝尔塔住罗森街上的一套四居室里，就在鼎鼎有名的大自由街的尽头，紧挨着妓院区和娱乐区。她一辈子见过无数妓女，她家周围住的尽是妓女和男妓，丈夫死后她多出了一间房间，就出租给别人，但从不租给卖皮肉为生的人，用她的话说，她要保持自己住宅的干净。她的上一位房客是个大学生，学昆虫学的，他告诉她，世界上有大约七十五万种昆虫是人们知道的，但还有几十万种昆虫有待研究，贝尔塔一直不明白，居然有人对这种东西感兴趣，而且还要上大学学习。
现在这位大学生搬走了，房子空了出来，贝尔塔希望有位新的、正经的房客，不要住了两天就带女人来睡觉。
一天，一位中年男子来按门铃，并有礼貌地向她鞠躬问道：“您是有房子出租吗？”
再过三天就是圣诞节了。贝尔塔屋里弥漫着刚烤好的桂皮糕点的香味。即使她丈夫死后，她每年圣诞节仍要烤糕点，送给一家孤儿院的孩子。
“对！”贝尔塔打量着这位来客，想不到这么一位有风度的先生会在圣保利区找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您怎么知道的？”
“我在旅馆里住了两天，后来我问一名职员，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我能看看房间吗？”
“您想租？”
“是的，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以为，您是位父亲，要给儿子找一间房间，也许儿子是大学生……”
“想当年我也是大学生……”
“您上过大学？”对贝尔塔来说，等于是接到了一张名片。
“是的。”
“不是学昆虫学的吧？”
“不是，我学的是法律。”
“噢，是律师？”
“差不多。”
“您作为律师要租我那间带家具的房间？”
贝尔塔歪着脑袋看着他。小心啊！有点不对头，像律师这种高等人士怎么会租圣保利区的房子呢？不怕周围全是妓女和同性恋者？这里面肯定有问题。这人说不定闯了什么祸，现在要躲起来，而明天警察就找上门了！先生，这可不行……贝尔塔还从未跟警察打过交道呢。
“我从慕尼黑来。”
“有可能。”贝尔塔的态度坚决起来了，“这房间不适合您住。”
“您不相信我，是吗？有道理，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是胡伯特·哈比希博士，从慕尼黑来。”
“居然是位博士！”贝尔塔越发不懂了，“您这位博士要住在我这儿来？这可有点……不寻常。”
“让我给您解释吧。我在汉堡有一桩任务要完成，我不知道要在这儿呆多久，可能是几个星期，也可能是几个月。住旅馆对我来说太贵了，所以我要找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您那间房肯定我看得中。”
“您还没有见到呢。”
“可我认识您了。我感到住在您这儿再好不过了。”
贝尔塔有些犹豫。她现在对这位博士有了好感，他的话听起来可信，但她还是不明白，这位先生为什么要租她的房子。
她说：“您先看看房间吧。丑话说在前头，我们这儿处在妓女的包围之中。”
“没关系。”哈比希笑了，“我不会受引诱的。”
“您在慕尼黑结婚了吗？”
“我妻子死了。”
噢，是鳏夫。贝尔塔有些同情哈比希了，同病相怜嘛。“请跟我来。”贝尔塔一面说，一面向里走，“房间有扇窗对着后院，对面住着六个妓女，往往有人连窗帘都不拉，您什么都能看得见。”
房间又长又窄，有一张床，一个旧的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两个壁架，一个放书，一个放杯碟盘碗和餐具，五斗柜上有架旧的黑白电视机，走廊铺着旧羊毛地毯，窗上装有百叶窗，是个很简朴的房间。
“浴室、厕所就在旁边。您随时可以洗澡……我只在星期天早上洗澡。您满意吗？”
“很满意。”
“真的？”
“我在这儿会很舒服的。”
“房租每月250马克，包括早餐，其余两顿您得自己想办法。在我这儿住过的大学生都是在食堂吃饭。”
“不用担心。”哈比希像个大孩子一样笑了，“我不会挨饿，再说您也不会让我挨饿。”
贝尔塔也笑了。她的疑心一扫而光。不管哈比希博士要在汉堡办什么事，跟这么一位房客是可以相处的，他是一位正派的、有教养的、有文化的、正当年的男人，一位鳏夫。贝尔塔说：“如果您愿意每次付五马克的话，我可以不时地给您做点吃的……我可不想靠这个赚钱，我喜欢烹调，当然只是做些家常便饭。”
“我就是爱吃家常便饭，海伦坎普太太，我要是有像样的豌豆汤喝……什么猪排牛排都不理了。”
“那么大杂烩呢？”
“只要端上桌来，我什么都吃。”
贝尔塔乐了，尽管她还是猜不透，一位博士为什么偏偏要到圣保利这种地方来，问题还不少，不过这才是初次见面，以后再问不迟。
“您什么时候住进来，博士先生？”
“两小时以后。我这就去旅馆取行李。”
“您有汽车吗？�